元丰二年(1079年)三月,苏轼接到诰书,往湖州做知州。
临行时,徐州黎民险些倾巢出动,送出去十余里,依依不舍,哭声一片。苏轼激动不已,洒泪写下了《江城子·别徐州》:
“天涯流落思无穷,既相逢,却急遽。摧手美人,和泪斩残红。为问东风余几许?春纵在,与谁同。
隋堤三月水溶溶,背归鸿,去吴中。回首彭城,清泗与淮通。欲寄相思千滴泪,流不到,楚江东。”
这首词是古今离别词中的上乘之作。
苏轼调任湖州时,已四十三岁。
然而,三月的这天,注定差异寻常。
苏轼官服还没解下,忽听府外一阵急促的敲门声。
来人进门后,只见神色紧张,面容甚为疲惫,似乎连夜赶了很长的路。
“苏大人,失事了!”
来人基础没时间解释太多,随即拿出苏轼弟弟苏辙写的亲笔信。
苏轼赶忙接过信件,拆开一看,马上犹如晴天霹雳。
只见信上写道:“兄长被小人污蔑,朝廷已派钦差赶赴湖州捉拿兄长,兄暂放宽心,且看事态生长。”
苏轼全然不知,其实在接到苏辙的紧急信之前,朝廷早已为此事闹得不行开交。
事情的引火线实在很不起眼。
到湖州上任后,苏轼即给皇上写了一封《湖州谢表》,这本是例行公务,但苏轼是诗人,笔端常带情感,纵然官样文章,也忘不了加上点小我私家色彩,说自己“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
真是言多必失,在不正常的朝廷那里尤其如此!
这些话被新党抓了辫子。秋七月,卖力监察百官的御史台官员李定、何正臣、舒亶等人接连上章弹劾苏轼,说他“愚弄朝廷,妄自尊大”,说他“衔怨怀怒”,“指斥乘舆”,“心怀叵测”,讥笑政府,莽撞无礼,对天子不忠。如此大罪可谓,死有余辜了。
弹劾的导火索正是苏轼上表中的这两句话,他们认为苏轼是攻击朝政,阻挡新法。接着,他们从苏轼的大量诗作中挑出他们认为隐含挖苦之意的句子,一时间朝廷内一片倒苏之声。
神宗批示后,七月二十八日,台吏皇甫僎携吏卒急驰湖州勾摄苏轼。
驸马都尉王诜与苏轼友爱深厚,秘密遣人告诉其时任南京幕官的苏辙,苏辙立马派人往湖州见告苏轼。
其时皇甫僎快马如飞,但是由于儿子生病在润州停留半日,所以苏辙人马侥幸先到。
苏轼知道消息后立即请假,由通判祖无颇权摄州事。
皇甫遵抵达湖州时,苏轼不敢出来,通判祖无颇说,躲避朝廷使者也无济于事,最好照旧依礼迎接,且应以正式官服泛起。于是苏轼穿上官衣官靴,亲见皇甫遵。
苏轼首先说:“臣知多方开罪朝廷,必属死罪无疑。死不足惜,但请容臣归与家人一别。”
皇甫遵淡然道:“此事并不如此严重。”命士兵打开公牍一看,原来只是份普通公牍,免去苏轼的太守官位传唤进京而已,要苏轼立即启程。
苏轼归返家中,得知此事,妻子王闰之和王朝云乃至全家大哭。
苏轼镇定自若地讲了一个笑话:
真宗时,天子要在林泉之间访求真正大儒。有人推荐杨朴出来,杨朴实在不愿意,但是仍然在护卫之下启程前往京师,晋见天子。
天子问道:“我听说你会作诗?”杨朴答道:“臣不会。”他想掩藏自己的才学,不愿作官。
天子又问:“朋友们送你时,赠给你几首诗没有?”杨朴回覆道:“没有,只有拙荆作了一首。”天子又问:“是什么诗,可以告诉我吗?”于是,杨朴把临行时妻子做的诗念出来:“更休落魄贪酒杯,且莫放肆爱咏诗。今日捉将官里去,这回断送老头皮。”
一家人听了故事,心里才稍感慰藉。
这就是苏轼,即即是在绝境面前,依然保持淡定从容。或许他比其他人更畏惧离别或者死亡。壮志未酬、美好的生活还没享受够,谁也不愿意就此死去!原本灼烁的未来,突然酿成了未知。
在所有人都不知道如何是好的时候讲个故事,让各人平静下来的同时,自己也获得了喘息的时机。
但该来的照旧要来。
“僎径入州廨,具靴袍,秉笏立庭下,二台卒夹侍,白衣青巾,顾盼狰狞,人心汹汹不行测。轼恐,不敢出,乃谋之无颇。”
“撰促轼行,二狱卒就直之。即时出城登舟,郡人送者雨泣。顷刻之间,拉一太守如驱犬鸡。”
苏轼上任才三个月,就这样如同鸡犬一样被粗暴地带回了京城,受牵连者达数十人。
这就是著名的“乌台诗案”。乌台,即御史台,因其上植柏树,终年栖息乌鸦,故称乌台。
乌台诗案成为苏轼一生的转折点。
北宋因政治糜烂、因循守旧,到了北宋中叶已泛起国家财政危机和国防危机。
早在宋神宗的祖父宋仁宗时,朝廷已有范仲淹推动的庆历新政,但最后仍无疾而终。
到了宋神宗熙宁年间,在神宗支持下,王安石发动为求富国强兵的变法运动,规模比庆历新政,史称“熙宁变法”,因前期主要推动者为王安石,故又称“王安石变法”。
其时支持变法者被称之为“元丰党人”,元丰为宋神宗年号;阻挡变法者被称之为“元佑党人”,元佑为神宗之子宋哲宗年号。
苏轼初登仕途,便面临王安石变法,他早在科举应制时,就已经在策文中表露过变法图强的思想,但是他的变法战略与王安石大相径庭。
苏轼与王安石两人都心怀天下苍生,但王安石主张快刀斩乱麻,苏轼主张渐进改良。在耳闻目睹变法发生的毛病之后,他二次上书神宗,表达阻挡王安石变法的一些意见,王安石也屡次在神宗面前排挤苏轼,打压苏轼的仕途。
苏轼觉得已经在朝廷无法立足,于是申请外任,改任杭州通判。在通判与之后的密州、徐州、湖州知州任上,他目睹新法执行历程中的诸多流弊,他心中充斥着对变法派新进们轻率的不满,便将这些不满行诸笔端。苏轼又多次上书天子,陈说利害,但未蒙接纳,任职地方以来的讽喻诗,又是泥牛入海。
苏轼最终在《湖州谢上表》中,果真明确表达自己不与当朝新贵相助的态度,表达对新法“生事”的不满,而这次上书,也成为了“乌台诗案”的直接引火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