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年后，公元781年
且说天子李豫这年五十三岁，数年前因爱女华阳公主在修行道观中郁郁而亡，便时常无故流泪，胸中壅塞。岂料之后，华阳生母独孤贵妃虽集后宫之宠于一身，却因丧女哀恸过逾，不到数月便追随爱女而去。李豫痛丧爱妃，失魂落魄，不忍将其入土埋葬，停其灵柩于紫宸殿之偏殿近三年。后尸身早坏，朝中大臣一再上奏规劝，才将他最爱的母女二人合葬于长安城东，只为每日晨起可以从大明宫紫宸殿望见她俩之陵寝。日复一日，却也哀成内伤，御医妙药终究无能挽回，竟于三月前薨逝于紫宸殿。群臣上谥号睿文孝武天子，庙号代宗，葬于元陵。
皇太子李适即登位继位，时年三十八岁，精力壮盛，雄心勃勃，急欲摒除朝中旧弊，显中兴气象，却接到镇守河中的汾阳王郭子仪之请辞奏表“乞骸骨”，欲解甲归家，不由得圣心烦恼。
这日，李适将子仪之奏表置于御案，召吏部尚书颜真卿进见，期待时再次览奏，目光锁定末句：“臣猥蒙肃、代二圣知遇任用，垂二十余年，今齿落发衰，耳聋眼花，愿避贤路，止足不施诫令。请陛下慎择名将，统吾之军，臣之万幸，神明所鉴。”
看到此，李适记起昨日翻阅子仪几年前给先帝代宗的奏疏中，有数句诤言：“朔方，国之北门，西御吐蕃犬戎，北阻回鹘及吐谷浑等杂羌。开元、天宝年间，战士十万，战马三万，才敌一隅。自先天子龙飞灵武，战士从陛下收复两京，工具南北，皆无宁岁。中间以仆固之役，又经耗散，人亡三分之二，较之天宝中仅十分之一。今吐蕃充斥，增兵加骑，势强十倍，羌杂亦每岁来窥视京城近郊，而朔方军力及征马不妥贼百分之二，诚该恪守京城，不宜与战。然恪守不出，恐戎寇进扰京畿，反使国人大恐，州道不宁。如此外忧内惧，将何以安？”
老帅居安思危，直言不讳，岂是那班只会歌功颂德，遮盖太平之庸臣可以望其项背。李适早已视汾阳王如父，如今初登大位，思政若渴，冀望仰仗其威，行一番励精治道，却接其辞官奏请，越想越是焦虑不安。
此时就听内官禀报，吏部尚书颜真卿应召面圣。李适命赐坐，道：“颜卿与汾阳王一文一武，多年挚友相知。朕今接了他辞表，不明其意，愿闻卿之看法。”随即将子仪奏体现之。
吏部尚书双手接过，细读之后略为思忖道：“郭公年逾八旬，垂老迈矣，暮年思退，也在情理之中。况且他于永泰年间（公元765年）联合回鹘并石国，于泾阳、灵台大破吐蕃之后，已为朝廷献上经论部署，即以其时朔方节度使路嗣恭镇灵武，增兵河西诸镇，并在凉、甘、肃、瓜等州设制长史职位，以守帝国西陲；遣段秀实与马嶙治邠、宁重镇；浑瑊、白元光及李怀光等骁勇忠直之上将分镇京畿要塞。又因河中驻军久战乏食，命开荒种田，自给自足为军中楷模，使西北镇边士卒皆不劝而耕，辖区野外已少见旷土，营中年有余粮，老帅于是可以放心归隐。”
李适道：“如此说来，汾阳王若执意交回兵权，朕尚可应允，但仍须他时时参政问政。”
真卿道：“良臣择主而事，良禽择木而栖。郭公辅佐肃、代二圣已有二十余年。其间于沙场身先士卒，披肝沥胆，回朝却屡遭鱼朝恩等权宦中伤诬陷，连亡父之墓也遭奸人盗毁，怎不令他心寒。故以臣之愚见，郭公必是要全身而退，不再过问政事。”
李适道：“朕记得此事。当年先帝代宗为此十分忧心，只因掘父坟之恨不啻于杀父之仇，惟恐汾阳王一时激怒，引发不测。不想汾阳击退吐蕃告捷回朝，听闻代宗说及此事，竟流泪道：‘臣久为将领兵，不能禁部下为暴，军士多掘发他人坟冢。现在有人盗臣父冢，此乃天谴，非人事也。’代宗及满朝大臣闻之，刚刚放心。连鱼朝恩对此也颇为动容，对人言道：‘再勿以小人之心度郭公！’代宗命他与元载、王缙为郭公排筵庆功，他也最是踊跃，以三十万钱置酒席，又以千匹彩娟为郭公作缠头，尽欢而散。彼时二人应解心结矣。”
真卿摇头道：“此类举动皆人前做戏，政界之险恶纷争，郭公大智若愚也早是心生厌倦。记得那年鱼朝恩为讨好先帝孝敬生母章敬皇太后之心，动用府库巨资建章敬寺。寺成，专邀郭公游。宰相元载恐他二人弃嫌结好，于己倒霉，竟私下收买郭公幕僚军吏，见告‘朝恩将谋倒霉于公’。子仪并不听信，此吏又告之诸将，即有三百将士裹甲带刃请为护从。郭公对众人厉声道：‘我，国之大臣，彼无天子之命，安敢害我！若彼受皇命而来杀我，汝曹又欲作甚！’乃与家僮数人前往章敬寺。及至，朝恩出迎，见郭公随从之简约，惊奇无语。公遂以军吏之言见告，又道：‘我只带徒手书僮几人，是恐公等奉君命动手之时，烦劳经营耳。’朝恩闻听，抚胸拱手道：‘若非郭公这般父老之风，安能无疑乎！’虽此事未酿事端，那作祟军吏也遭惩处，然此类宠宦与权臣之明争暗斗层出不穷，波及无辜，防不胜防。”
李适道：“此事朕也曾听说。”
吏部尚书道：“臣主刑部时，有刑部员外郎名卢杞者，少学无术，言不惊人，又面青如鬼，却是极善巧言媚上，党同伐异，潜害忠良老臣。那日郭公微恙，先帝遣百官问候，一向傲视故老的卢杞也说要去致意，郭公得报，急命姬妾们退下，禁绝偷看作声，自己一人凭靠几案以待。不久卢杞果来，冒充外交，虚与委蛇一番，即去。女眷们始出，争问其故，子仪道：‘杞形陋而心险，我留汝等在旁，见其蓝面丑怪，难免嗤笑，惹其羞恼。若此人日后得权，必报此羞，我之家族将无一幸免于害。’诸如此类，经年累月，怎不令郭公生厌。另有……”
李适抬手止住真卿话头，道：“卿所言诸事已已往数年。那鱼朝恩因诸多狂言，如‘天下有不经由我过目者耶！’，以及骄横跋扈之行而早被先帝代宗赐自缢。元载被先帝涵容多年，终因弄权舞智，专横巨贪得赐死，并诛杀其妻王韫秀及三子。那元载虽当年曾力保朕之太子位，又有翦除朝恩之功，朕并未袒护之。如今奸佞已除，新朝清朗，朕自幼经战乱忧患，又睹前朝弊病，正欲亲理政事，疏斥阉人，重振朝纲，作一代明君，必得汾阳王为辅。卿可与朕说之。”
真卿微笑道：“陛下智慧英迈，锐意进取，普天之幸。郭公惟恐功高盖主，常怀惴惴之心，为防奸人诬告谋反，索性将亲仁坊之王府四门敞开，任人通行如街市而不外问。磊落如此，又早怀急流勇退之意，愿退去战袍，含饴弄孙，作寻常家翁。只是连年战乱不休，肃、代二圣不允其解甲。两年前，郭公老妻王氏夫人骤逝，因他二人少年结发，磨难与共逾七旬，公自此颓然不振，自觉龙钟老态，处事不明。好比年前他奏告朔方节度副使张谭煽动兵乱，即杖杀之，起因只是张谭刚硬口直，曾对人言‘汾阳王不外一武将耳’，颇有轻藐之意，公闻听甚恼，后亲信孔目官吴曜搬唇弄舌，以至公怒而错杀之。后见其僚属多人因此托病求去，公大悔，即将众人全数举荐朝廷，另为任用，言‘吴曜误我’而驱之。今后不问军政，只示人以纵情声色之态，想是去意已决。臣以为陛下宜准其辞表。”
李适白了他一眼，道：“卿可曾听闻吐蕃上将尚结赞当年被汾阳王大北时，叹道：‘郭子仪、浑瑊、马嶙三人不死，唐不行取’？”
真卿徐徐颔首道：“老臣有所闻，”
李适即道：“去年吐蕃频频犯我西陲诸镇，皆汾阳王率兵却之，可见其军威不减。料吐蕃狼心不改，必将再来。然其所惧三人中马嶙已逝，朕若准汾阳解甲，何人还能嚇阻戎寇？更况且各藩镇时起兵乱。”
吏部尚书默然片刻，道：“郭公乃将将之帅才，多年来麾下将领树人甚众，今有浑瑊、路嗣恭、李怀光、白元光、常谦光、杜黄裳、李国臣等各镇一方，又有郭公诸子婿在朝为官。陛下善加驱使，当无忧虞也。”
李适无奈，于是纳其言，诏尊郭子仪为尚父，加太尉及中书令，增实封食邑二千户（皇太子一千二百户），月给一千五百人粮，二百马食，子弟与诸婿迁官者十余人，而将所领诸道副元帅及节度使职悉数罢之。又敕令浑瑊为单于多数护等朔北诸军州节度使，李怀光为河中诸州节度使，常谦光为灵州等镇节度使。子仪麾下其余将领均获守边重任，为保李适治下的唐帝国各尽汗马之劳。不赘。
建中二年（公元781年）六月初，郭子仪渐不能饭，神志不明，于十四日薨于长安亲仁坊王府，儿孙百十人，家仆三千及一众部将围绕尽哀。
天子李适于前日命舒王李谊传诏慰问，郭氏子弟迎拜于府外，子仪身已不能起，只以手叩头谢恩而已。今日闻报汾阳王已逝，震惊痛悼，诏告：“天地以四时成物，元首以股肱作辅……尚父比吕望之名，为师增周公之位，盛业可久，殁而弥光。故太尉兼中书令、柱国公、汾阳郡王、尚父子仪，天降人杰，生知王佐，训师如子，料敌若神……公柱石四朝，藩翰万里，忠贞悬于日月，宠遇冠于人臣，尊其元老，加以崇号，期寿考之永，养勋贤之德。膏肓生疾，药石靡功，人之云亡，梁木斯坏……”
天子于是废朝五日，群臣以品次赴府宅吊哭。朝廷追赠太师，谥号忠武，配飨（神位供奉）代宗庙堂，陪葬肃宗建陵。朝中旧令，为一品官员者坟高丈八，而诏许汾阳王之坟特加十尺。入葬之日，天子李适亲临安福门痛哭送灵，百僚陪位哀泣。
子仪之后人遵其遗嘱，先后移往大唐之东、西、南各地开枝散叶，远至重庆涪陵，岭南广州。而其祖籍太原晋阳多有民众改本姓为郭姓，以示对子仪之尊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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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名将纯臣，风雅君子，史上功高震主而唯一得善终者郭子仪，逝后即有其时道德名臣颜真卿祭文曰：“子仪忠于国而孝于家，威可畏而仪可象（貌美）。盛德载物，宽仁厚下，用人由己，从善如流。沉谋秘于鬼神，精义贯于天地。推赤诚以许国，冒白刃以率先。电击于风暴之初，鹰扬于庙堂之上。四作元帅，九年中书，历事二圣，历相……”
二十年后，唐德宗李适朝之宰相兼兵部尚书裴垍恳评曰：“汾阳事上忠诚，临下宽厚，每降城下邑，所至之处，必得士心。前后遭罹幸臣程元振、鱼朝恩潜毁百端，时方握强兵，或方临戎敌，诏命征之，未尝不克日应召，故谗谤不能行。代宗幸陕时，令公以数十骑观贼（所向），及在泾阳，又陷胡虏于重围之中，皆以身许国，未尝以危亡为虐，亦遇天幸，竟免磨难。田承嗣跋扈魏州，傲狠无礼，子仪曾遣使者至，承嗣望西而拜，指其膝谓使者曰：‘此膝不屈跪于人若干岁矣，今为令公拜。’李灵曜据汴州，公私财物皆强尽，唯子仪封币经其境，莫敢留之，且必遣兵卫送。其为豺虎所敬服如此。麾下老将若李怀光辈数十人，皆王侯珍贵，子仪颐指进退，如仆隶焉。……始与李光弼齐名，始与李光弼齐名，虽威略不逮，而宽厚得人过之。……其宅在亲仁坊，居其坊四分之一，中通连巷，家人三千，收支相遇者不知所居。……代宗不称其名，呼为大臣。天下以其身为安危所倚凡二十年。为中书令计二十有四。权倾天下而朝不忌，功盖一代而主不疑，穷奢极侈而君子不罪。富贵寿考，繁衍安康，哀荣终始，人道之盛，今生无缺焉。唯以闻诽语而怒，诬奏判官户部郎中张谭并杖杀之，物议为薄。”
三百年后，宋代宰相王安石以文章简练峻切，理论丝丝入扣见闻于世，也有精评曰：“翼翼汾阳，子仪始王。德完道粹，功盖于唐。宜享世泽，流如海长。”
千年之后，清康熙帝读《资治通鉴》，叹曰：“自汉唐以来之勋臣，功名最盛而福祚克全者，以郭子仪为首称。非其得天独厚也，良由至诚歉冲，不敢以功业自矜，故能终身显荣，声扬后世。观其自谓不能禁暴，乃遭天谴之数语（指父坟遭掘之事），其虚怀卓识过人远矣。”帝又取今古元勋四十一人配享帝王庙，郭子仪为其一也。
康熙之孙，乾隆帝感伤曰：“自古大臣出将入相，为国安危者，必有忠诚之德，经世之才，有以扶危、安邦、定国，然后立很是之功，万世之业，汉之孔明，唐之子仪，信其人也。二公以忠正老成，为当世人望，加以很是之才，功盖天下，是故亮殁而汉亡，子仪存而唐复。今古所称，不行诬也。……平生事，上忠下恕，待人和，待将诚，故朝恩以小人而知作用，承嗣以傲狼而拜使，回鹘以蛮豹而倾慕……千古不朽，惟其忠义笃诚深根于心之故也。”
一千四百年之后，有丹娃作《满江红》为咏：
过眼千年，叹人间，几番兴亡。史家载，书生横槊，将军读卷。飞扬跋扈为谁雄，纯爷不拜石榴裙。看怀恩，虬髯挥弯刀，贼寇泣。光弼谋，除妖孽，凭城战，胡胆裂。昔子胥一怒，楚国尽灭。子仪父坟遭掘毁，宠辱不惊护唐阙。铁戈寒，看一颦一笑，风骚绝。
全书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