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越国的官制可分为中央官制、怙恃官制和军队官制三个方面。中央百官有：丞相、内史、御史、中尉、太傅、郎、中医生、私官、食官、厨官、长秋居室、大厨、少内、厨丞、常御、景巷令等。怙恃仕宦有：假守、郡监、使者、县令、啬夫等。军队有：将、左将、郎官、校尉等。
(二)吕后“别异蛮夷“政策
汉惠帝死后，吕后执政。开始时汉越关系仍维持原状，吕后五年(公元前183年)春，吕后违背了刘邦与赵佗订立的协议，汉越关系发生变化。其时，吕后听取了某些官员请禁南越关市铁器主张，实行“别异蛮夷“、阻遏器物的政策，隔离了与南越国的领土贸易，禁止商人向南越供应铁器、牛马等物资，给南越国的经济造成了很大困难。作为南越国最高统治者的赵佗对吕后此举极为不满，但他明白，此时派人向汉廷解释才是上策，如若反汉，则未必能取告捷利，甚至由于反汉的理由也不能建设，连道义上的优势也未必能占。所以他先后派遣南越国的高级官员内史藩、中尉高、御史平等前往汉都长安，请求吕后改变政策。但是吕后蛮不讲理地扣留了赵佗派去的三位南越国高级官员，还派人诛杀赵佗在中原的宗族，捣毁赵佗在河北真定的祖坟。
赵佗无法忍受吕后这种极为残暴的做法，果真指责吕后听信诽语，对南越实行“别异蛮夷“的政策。赵佗一不做二不休，爽性自立为帝，与汉王朝分庭抗礼。公元前183年，赵佗“自尊号为南越武帝“，赵佗认为汉朝实行“别异蛮夷“的政策是长沙王挑起的，于是兴兵攻打长沙国，取得了“败数县“的胜利。吕后不意赵佗竟敢抗汉称帝，并进攻长沙国，震怒。公元前181年九月，吕后下令削去赵佗的南越王封号，并派遣汉将隆虑侯周灶、博阳侯陈濞率兵讨伐南越。
由于赵佗早已遣兵“据险筑城“，占据了战略要地，严加防守，汉军进兵倒霉，兼之南下的汉军士兵水土不平，不少人染疾得病。于是汉兵不能翻越五岭，双方处于胶着坚持状态。汉军只得退兵屯守长沙，以防赵佗再次进攻。汉越军队相持了一年多，厥后吕后去世，汉军不再攻打岭南。
吕后派兵伐南越，不光没有到达降服赵佗的目的，反而使赵佗以一个抗击汉中央王朝的叛逆者的形象而获胜。这使得南越国的威望大大提高，许多邻国对南越国不得不另眼相看。赵佗乘隙以兵威边，又用财物来收买邻国，迫使与南越相邻的闽越、西瓯、骆等王国和部族向南越国臣服，由此南越的势力影响规模大大拓展了。同时，赵佗在国内的统治也越发稳固。
从公元前183年吕后接纳“别异蛮夷“政策，到公元前179年陆贾的第二次出使南越前夕，南越与汉经济上的交流基本中断，政治上的友好往来也被两军针锋相对的敌意所取代。这一时期，是赵佗称帝的时期。公元前179年，吕后病死。吕禄、吕产继续擅权，被丞相陈平、太尉周勃等人一举消灭。同年闰九月，陈平、周勃等迎立刘邦之子代王刘恒为帝，是为历史上著名的华文帝。
华文帝决定继续执行刘邦时期对南越的优抚政策，并纠正吕后时期推行的“别异蛮夷“的错误民族政策。华文帝一登位即把处置惩罚南越关系问题看作一件大事亲自处置惩罚。文帝元年(公元前179年)，华文帝下诏请已经告老回籍的陆贾为太中医生，带着诏书和厚礼再度去见赵佗。华文帝的诏书情辞恳切，多慰勉而少指责，可说是动之以情，晓之以理。
赵佗是一位性情直率，识概略、顾大局的人，读了诏书后，立即体现“愿奉明诏，长为藩臣，奉贡职“。又向南越国下令去帝制黄屋左纛。陆贾顺利缓和了南越和汉之间的紧张关系，带着赵佗给华文帝的回信和大批贡品，回长安复命。
陆贾第二次出使，赵佗再次对汉称臣，南越国与汉朝恢复了以前的关系。公元前156年，华文帝去世，景帝即位。到汉景帝统治期间，赵佗继续奉臣职，派官员到长安进贡。
南越国在名义上又成了汉的诸侯国。但在南越国内，赵佗仍以武帝自居，“窃如故号名“。赵佗对汉朝始终是存有戒心的，而华文帝对南越外貌上接纳怀柔政策，实际上仍然是戒备的。但无论如何，在华文、景之。乏世，汉越结束了吕后时期的敌对状态，恢复了友好往来和双边贸易，这对汉越双方都是有利的，有着不行忽视的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