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从成化、弘治年间起，明代科举形式就变得正规起来。
想做秀才可不容易，必须通过县试、府试和道试，任何一次考试落榜都白费。
县试由知县做主考官，府试由知府做主考官，道试由一省提学做主考官。每次考试的规则都差异，内容也有少许变化，道试需要考《五经》题目。
通过府试可称“童生”；通过道试可补“生员”，即为“进学”，俗称“秀才”。
在文章锦绣之地，仅一次府试，就可能有数千学童加入。
嗯，以上这些，都跟王渊无关！
由于古代行政效率低下，弘治朝确定的童子试规则，到正德年间都没有在全国铺开。
据姜准的《歧海琐谈》纪录，在弘治、正德年间，一些地方考生员都还很随意。县里把读过书的报送知府，考官随便出个上联，对出下联就能通过。或者是背诵经义，能背出来的就当生员。稍难一些的考八股，都不用把文章写完，能准确破题即为生员。
咱宋令郎当年考秀才，都没有惊动按察使（兼职副提学官）。他爹一个小土司，就能当主考官（仅限贵竹司），而且只出了一道题，那即是——写对联！
宋令郎的对联写得不错，自然就进学做童生了。
按察使又让宋令郎背课文，哇，课文背得好流利，此子真神童也，妥妥的秀才！
泛起这种情况，绝不是贵州教育落后，因为再落后也不至于此。
说白了，糜烂而已。
成化朝以前录取生员，都是这样随性妄为，派按察御史专门巡视都挡不住。因此朝廷才开始革新，到弘治天子的时候，终于确定童子试规范，但贵州依旧我行我素。
于是，席书来了！
此前贵州的提学官远在云南，由贵州按察使兼任副提学官，即是无人治理贵州教育事务。
朝廷派席书担任贵州专职副提学官，那是寄予厚望的，务须要在贵州落实朝廷的童子试政策。
泯灭两年时间，席书终于破局，这次亲自组织考试。
对贵州城的学童而言，今年的县试好难啊！
“喂，你听说没有，今年县试要考八股。”
“真的？不是只默写经义吗？”
“又要默写经义，又要作八股！”
“那怎么办？我还没学过制文呢，早知道去年就来考了！”
“别慌，听说八股文只考破题。”
“破题我也不会啊，这玩意儿怎么破？”
“……”
你看，在贵州考童生多灾，贵州的学童们多可怜——江南学童听了想打人。
王渊和刘耀祖提着考箱，刚到司学门口，就听到阵阵议论声。
刘耀祖马上紧张起来：“王二，我也刚学作八股，这次怕是不能进学了。”
“没事，”王渊慰藉道，“今年不行，那就明年再来，横竖你还没把四书吃透。”
“嘎！”
沉沉的司学大门被推开，一个官差踏出门槛，宣布道：“提学副使有令，今岁贵竹司、中曹司、龙里司、扎佐司、贵州卫、贵州前卫……各司学、卫学、社学、私学之学童，县试与府试合而为一，考试优异者直接进学，四月与贵州诸童生加入道试！”
好嘛，前两天已经进行了考生挂号，今天就要正式开考。结果突然宣布，两次考试并为一次，咱们这位提学副使不按套路出牌啊。
主要是不想应付卫所的军官，特别是汤家，其始祖为汤和之子、征南将军汤永慕。
今天就把童生敲定下来，一场考试完事儿，免得汤家跑来走后门说情。
此举明显是乱来，但无所谓。
这场考试重新到尾都不守规则，也不差这一遭了。县试本该知县当主考官，放在贵州就是小土司当主考官，席书硬要把贵州城四周的学童都叫来一起考，他身为提学副使居然亲自主持县试。
全乱套了！
究其原因，无非是为了防止土司徇私舞弊。
一个脸上有数道鞭痕，额头发肿的学童，无比紧张道：“年老，你说我如果落榜了，那个女人会不会把我打死？”
“什么那个女人？”学童身边的少年责怪道，“即为后母，便当尊敬！”
学童捂着发肿的额头，嘀咕道：“好频频把我打得半死，你让我怎么尊敬她？”
少年名叫汤冔，汤和子女，司学生员。
学童名叫汤邦，是汤冔的二弟。
他们的生母很早就过世，继母严氏凶残犷悍，动辄对其棍打鞭抽。历史上，二弟汤邦、三弟汤鼎，全都被继母打得逃离家族，只剩汤冔顽强活到成年，而且最终考上进士。
为什么要提汤冔？
这个少年是王阳明在贵州的大门生！
“汤邦，贵州卫世袭军户子弟……保人陈纲，贵州宣慰司学生员……”
汤冔拍拍二弟的肩膀：“进去吧，你肯定能进学！”
“王渊，贵竹司农户子弟……保人宋际，贵州宣慰司学生员……”
王渊提着考箱，紧跟在汤邦身后，宋令郎也适时泛起。
很快轮到王渊，两名吏员确认其身份，又比对了宋际的相貌描述，这才给他搜身和检查考箱，宣布说：“并无夹带。”
王渊提着考箱进入考场，而作为保人的宋令郎，则撤回到台阶旁边。
台阶之上，贵州提学副使席书，正大马金刀坐着镇场子。身边还站着沈师爷，以及另一其中年儒生。
“慰堂兄，适才那孩童，即是你的亲传门生？”中年儒生笑问。
沈复璁说道：“此子天资聪慧，以吾之微薄才学，只能勉强当他的蒙师。”
席书有些惊讶：“该是何等聪敏，才气让慰堂自谦至此耶！”
“容禀，”沈复璁拱手欠身，“此子虽非过目成诵，但三日习得《三字经》，七日习得《千字文》，二十一日掌握《小四书》，三十六日默诵《四书》，半年不到已领会《四书集注》。”
席书并不怀疑沈师爷之言，因为这种事没须要说谎。他笑道：“若真如此，待得道试之后，吾亲自为其业师亦可。”
沈复璁连忙说：“那是他的大造化！”
《四书》没那么可怕，四本书加起来才几多字啊？比背六级英语单词容易多了。
拿《大学》来举例，一篇散文而已，高中生用两天时间就能背诵。古代考生每日温习一遍，三个月下来，就能对《大学》内容形成条件反射，你即是想忘都忘不掉！
真正可怕的是《四书集注》，朱熹老先生贻害不浅。
只能凭据朱熹的批注去理解四书，只能凭据这种理解去作八股文，把念书人的思想都给框死了。就像沈师爷喜欢看杂书，考举人的时候经常脱纲，一不小心就跟朱熹批注相悖，连续考了三次乡试都庆幸落榜。
有时候朱熹突然脑抽，给出的批注很刁钻，你也得随着他脑抽才行。
王渊学《四书集注》就更痛苦，因为他有着现代人的灵魂。他并不认同朱熹的某些思想，却必须强迫自己背下来，而且还要拿这些内容去写八股文。
如此学习方式，王渊担忧自己会被搞成精神破裂。
考场在贵州宣慰司学之内，从教室、过道至院坝，随处都摆着考桌。
席书对学童们很看护，居然把桌凳都准备好了，放在已往必须自己携带。
这种情况很常见，由于某些州县太穷，桌椅都得考生自带。许多乡下来的考生，只能在城里借用或租用，实在租借不到洁净桌子，连卖肉的案板都给搬进考场。
一首《竹枝词》送给明清两朝的宽大考生：“国家考试太堂皇，几多书生坐大堂。油板扛来当试案，考完衣服油光光。”
王渊选了一个檐下座位，贵州气象庞大，制止突然下雨被淋湿。
等考生点名完毕，席书也把椅子搬进来，坐在堂前亲自督考。他对吏员说：“开始发卷！”
好嘛，席提学果真气派。
以前贵州城考县试，都把题目写在木板上，让考生用自带的纸抄下来，这回连考卷都准备好了。
考场里或许有近百位学童，拿到题目的瞬间，马上响起一片哀嚎之声。
果真要考八股，他们以前都是对对联、默写课文的。
幸亏席书还留有余地，考虑到贵州学童的情况，他一共出了三道题：对对联，写课文，作八股（只需破题）。
换成江南那边，谁考你对联啊，直接就是两篇完整的八股文。
第一题：对对联，上联是：一门父子三词客。
早就被用烂的上联，稍微有点文学知识，便知道讲的是苏门三父子。
王渊顺手在草稿纸上写出下联：千古文章八各人。
这属于尺度答案，你也可以写其他内容，但肯定没有这个下联贴切。
好简朴的题啊，可现场学童们，竟有一泰半在抓耳挠腮，他们预计连苏轼是谁都不知道——即便《三字经》里就有苏轼他爹的事迹。
第二题：默写课文，考的是《大学》“所谓平天下在治其国者”那段，完整无错默写出来就能得分。
第三题：生财有大道。（破题即可）
这种八股文属于“小题”，别说恶心人的截搭题了，它的难度连普通题都不如，平时都用来给小孩子练手玩的。
王渊略微思索，便在稿纸上写出破题内容：“善理财者，得其道而自裕焉。”
好了，全部搞定，剩下的就是抄在答题纸上。
一刻钟不到，交卷。
这预计是所有穿越者中，交卷最快的县试，而且还县试、府试二合一，考完之后直接进学做童生。
见王渊交卷，其他考生都傻了。
甚至有考生，在领到试卷之后才研墨，一边研墨一边思考答案，现在都还没把墨给磨匀呢。
（PS:王守仁在弘治十五年就自称“阳明子”了，练气功修道时改的道号，叫他王阳明没毛病。对了，他另有个兄弟叫王守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