漕军可以说是明朝种种军队中最为重要的一支队伍。
历史上李自成能如此迅速地攻破北京，除了瘟疫、兵灾的影响之外，另有一条就是明末漕运败落。
其时入京漕粮仅剩百余万石，是原额划定的四分之一，在明末大鼠疫的横行下，这些漕粮基础不足以供应京师已然奄奄的官民还击外敌。
漕军最初建设于永乐十三年，到成化年间终为定制。
漕军沿用了卫所制，设置了与指挥使、指挥、千、百户、总旗相对应的把总、帮长、甲长等官职。
一甲长管运船五艘，运军五十名，每船设一旗甲，下属有纲司、文簿、拦头、圆牌及牵挽运军若千名。
朝廷建漕军，意在以军法结漕法，在运粮历程中，各船实行军伍连坐，甲禁绝越帮，帮禁绝越卫，卫禁绝越总。
此外，还专门立了漕军佥补则例，运军因老疾病故需增补者，应于操备、屯田正军中选补，正军不足，方许点补余丁。
漕军的体例共有十二总，在经过张居正于万历元年的改制后，万历十六年的漕军体例划分为南京锦衣总、旗手总、上江总、下江总、淮大总、扬州总、中都总、浙西总、浙东总、江西总、湖广总和山东总。
与之相应即是晚明的长运法。
其实平心而论，晚明的长运法在元明清三朝漕运制度中对黎民的肩负是最轻的。
漕军制在明朝总共经历了三个阶段。
一是支运法，支运法下由粮长和漕军配合肩负运粮的责任，一般是粮长肩负四成，漕军肩负六成。
二是兑运法，兑运法下需要粮长就近将粮食兑给卫所，然后提供运费，再由漕军肩负远程运输。
这么一来，黎民只要付了运费，就省去了远程运输的麻烦。
三是长运法，长运法下漕军直接到江南有粮的省份运粮，黎民连运输粮食到卫所的奔忙都免去了，直接交付给漕军由他们运输，同样需要支付一定数额的钱粮作为运费就可以了。
所以理论上来说，晚明黎民对漕运的肩负只有划定数额的粮食和运输费这两项。
朱翊钧的想法是这样的，漕军是现成的人手，十二万人的军队，迅速开凿一条胶莱河那还不是绰绰有余？
且漕军由漕运总督监视，山东怙恃官员既不愿管事，那正好无功无过，乐得清闲，虽然不会阻挡天子用漕军开河。
八省的黎民原本要肩负张诚口中那般多名目的苛捐杂税，现在漕军去开海道，再也不必付钱，岂不是个个弹冠相庆，高呼天子英明？
张诚闻言却是一怔，
“那漕军都去山东开凿海道，今岁的漕粮该怎么办呢？”
朱翊钧道，
“可以先用梁梦龙和王宗沐当年的海道搪塞一年，朕记得那条道，从淮安至胶州，再从北自海仓口至天津，一共三千二百余里，比漕运轻省多了。”
张诚犹豫了一下，道，
“但那条海道当年不是……”
朱翊钧接口道，
“当年那是遇了大风，才漂没粮米数千石，溺毙军丁十五人，胶莱河开了就没这样的事儿了，只是搪塞一年，科道官要弹劾就由他们去。”
张诚道，
“可如今财匮民乏，又哪里有银子去付给漕军去山东开海道呢？”
朱翊钧一愣，道，
“漕军运粮本是劳役，朕不外是换了个地方、名目让他们服役，出的力气都是差不多的，怎么还要另外付银子呢？这漕军运粮也不见他们要银子啊。”
张诚道，
“原来漕军简直有赡运田、有牢固的月粮，另有行粮和轻赍银以及少量的赏钞，可自世宗天子时起，轻赍银便已归入太仓，不再补给漕军。”
“再加上正统以后，赡运田也纳粮如故，不再优免，行粮、月粮不是被扣减，就是被充作造船料银，各官府差役过帮，都有索费。”
“皇爷别看这漕军有十二万人，其实有不少都是厥后从造船、屯种、杂差中添拨的余丁，或是雇募的民船民夫、替官户承佃的舍余、沿河的船户，抑或是土人、渔民、商贩以及运官自带的仆人和军伴。”
“这些人要么是各州县强征来服役的普通黎民，要么是已经倾家荡产、入不出敷的漕丁，倘或皇爷开恩，他们继续漕运或许另有的口饭吃。”
轻赍银是正兑漕粮外需要收受的特别加耗用度，一般折银征收，一部门用作沿途巨细仕宦盘剥的用度，一部门用作增补漕粮运输历程中的损耗。
当漕粮运到京师堆栈时，如果漕粮准额运到，则将轻赍银的一部门补给各总漕军，厥后却被收归太仓，作为朝廷税收的一部门，再也不补助漕军了。
朱翊钧听得出张诚的意思，太仓的这部门收入是附加在八省巨细仕宦盘剥之后的，倘或没了漕运，朝廷的税收也会受影响。
正是因为朝廷是最后的既得利益者，因此不到万不得已之时，谁都不会提出要去革新漕运。
历史上大明最后一次改漕运为海运是崇祯十二年，那时却已是为时已晚。
朱翊钧笑了一笑，点出张诚话中的逻辑矛盾道，
“既然这些漕丁本就受制于漕运，甚至因漕运而倾家荡产，那他们怎么会反倒会随着那些仕宦去维护漕运呢？”
张诚淡笑道，
“皇爷，这漕丁倾家荡产，和漕丁维护漕运的原理是一样的。”
“为保四百万漕粮足额到京，一旦运粮船只淹没，或是漕粮纳仓不足米数，则要漕丁买粮赔补，漕丁若是稍有不慎，往往则借欠债积。”
“因此许多漕丁为补家用，经常揽运货物，沿途交易，以期厚报。”
从朱元璋时期开始，漕军就能在运粮官船内附载己物，以资私用，这显然是吸取了元朝的教训，出于抚慰漕运官军的考虑，才准许漕军私货贸易。
其实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这种私货贸易可以算得上是大运河对黎民的唯一一项利益。
因为漕军携带的私货相当于变相的免税商品，朝廷对这部门交易险些不收商税，运河沿岸的都市便随之泛起了集市和商贸中心。
万历年间的户部给漕军的定额是每船只能附带六十石私货，凭据晚明一万二千只的漕船数目来算，那么运河沿岸的城镇每年起码能流通七十二万石的免税商品。
利润如此可观，也难怪漕丁们不愿放弃漕运这项苦差了。
张诚又道，
“皇爷，漕运乃百万漕工衣食所系，并非虚言。”
“漕丁于每年十二月就要到各水次仓接收漕粮，次年四、五月份启运至京，一直到十月份才气回空，修整不到一月，又要去接新的漕运任务。”
“除了在运粮之时沿途贸易私货，他们再无其他措施补助家用，倘或皇爷改了海运，这些漕丁漕工虽然没了肩负，但同时也没了生计。”
朱翊钧道，
“你说得这些朕都知道，听说这些沿岸生意做大了的漕丁还结成了‘漕帮’，本事也不比那八省的巨细仕宦小。”
张诚道，
“他们结成‘漕帮’，其实是为了应付运河沿途盘验的仕宦，这船上的货带得多了，运来的粮米就少了，因此一旦漕军违规载物，则就地没收货物并加以处罚。
“而这运河一路，巨细仕宦可谓不行胜数，总兵官、巡按御史、督押御史、巡盐御史、巡河御史、沿河各兵备、各府州的管粮官员、淮安和天津的理刑主事。”
“甚至连工部抽分厂管事和洪闸主事都有盘查货物、扣押粮船的权力，再加上分程稽察，难免矫枉过正。”
朱翊钧道，
“也就是说，朕想要为黎民免除漕运赋役，黎民却反倒不允许？”
张诚笑道，
“皇爷，黎民从来不是一个整体，这南方纳粮的黎民、中途运粮的黎民、携私货沿途做生意的黎民、和京师吃粮的黎民，全然不是一拨人。”
“皇爷想改海运的心是仁善的，可是黎民见识短浅，只顾眼前蝇头小利，恐怕只会记得失去的利益，而不会念着皇爷您对他们的体恤。”
朱翊钧这下算是体会到当年张居正的苦处了，
“可朕就是想体恤他们，他们还能抗旨不从不成？”
朱翊钧笑道，
“胶莱河虽是为海运而设，但横跨山东省内，沿岸设闸口、集市亦是情理之中。”
“既然漕帮和仕宦们这么喜欢盘验、买卖，朕不妨就效仿宋人买扑，将胶莱河工程拿去南北二直隶招投标。”
“谁要是能出钱替朕开凿胶莱河，朕就把胶莱河沿岸的关闸送归此人统领。”
张诚想了一想，出言提醒道，
“即便江南豪商财大气粗，但也恐怕无一人敢同时开罪八省官员，万一到时无人投标……”
朱翊钧笑着接口道，
“不会，有钱自然有的是人想挣，况且胶莱河是朕钦定的项目，即便没人明着出钱，只要有人肯带头，暗着出钱的人定然有的是。”
“再说了，漕运一个规则，海运又是一个规则，漕运的运粮政界能带免税私货沿岸贩卖，海运亦然。”
“长江出海口四通八达，海运的官船出了海，是不是往山东走，除了胶莱河闸口的管闸人，连京师都不知道。”
“朕只管到京的那四百万石漕米，至于这四百万石米是怎么运来的，用了几多海船运来的，用了几多人力运来的，中间又漂没了几多、坏损了几多，朕一概不管。”
“倘或朕不管海运，山东地方也不管胶莱河，张诚，你猜闽浙粤有几多海商想占得长江出海口的先机？”
“又有几多人抢着想把在漳州、泉州、广州、澳门受市舶提举司统领的私人海船酿成为朕效力的免税运粮官船？”
“有这样赚钱的时机，那区区漕帮又算得了甚么？漕军既然欠债累累，不是正好需要海商出钱要他们去替朕凿河？”
“黎民虽然不是一个整体，但是只要有利可图，他们抱起团来，可是连朕都无可奈何的。”
张诚听了这番“不光让海商掏钱为天子开凿海运河流，同时还让他们乖乖向朝廷挂号自家海贸商船”的宏图伟业，心中不禁一阵叹服，
“皇爷圣明，只是奴婢仍有一事不明。”
“既然这出头投标之人能掌胶莱河闸口，又能使闽浙粤海商信赖有加、趋之若鹜。”
“那此人肯定不光要家财万贯，还要能对朝中巨细官员无有畏惧，同时还要对皇爷忠心耿耿，宁愿为皇爷行这冒险之事。”
“这朝野上下，究竟有谁能同时满足皇爷的这些条件呢？”
朱翊钧微微一笑，道，
“郑国泰父子如何？”
张诚倏然一惊，脱口即道，
“贵妃娘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