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臣秀吉原来是个智慧人，这是肯定的，不智慧是没措施从奴隶走到今天这一步的，但是他的年纪不小了，脑子也有点糊涂了，他每天呆在名护屋里，对战况的掌握完全来自于朝鲜前线将领的书信，而那些将领深谙秀吉心理，一贯讳败扬胜，给远在日本的丰臣秀吉勾勒出一幅无比璀璨的前景图像。
那封信，就是前线日本将领们没精打彩半个月绞尽脑汁想出来的破局之计。
没措施，实在没措施了，眼下的情况就是日军有足够的军力守住倭城，扼守住釜山地域，但是无论如何也无法重新前进和明军争夺朝鲜的其他地域。
除了釜山这一块地域之外，其余的地域全部被明军和朝鲜义军收复，就连全罗道都被收复了，日军被困在釜山转动不得，若不是海路依然通畅，他们就要被饿死了。
这般的惨状，加上几名高层的死亡，好比加藤光泰和增田长盛，另有黑田长政，加上之前的小西行长和加藤清正，剩余的日军高层对明军充满了畏惧，也已经没有了继续进兵决战的勇气。
碧蹄馆之战，之前叫嚷的最凶的小早川隆景是逃得最快的，比宇喜多秀家逃的还要快，回到釜山之后就病倒了，现在还卧床不起，情况堪忧。
日军士气普遍低迷，躲在倭城里不敢离开，远远窥视到明军练习的雄壮阵容时都心惊胆战，偶尔听到几声炮响都要惊慌失措好一阵子。
而更恐怖的是，明军还在日军面前筑起了一座高达十米的京观，全是用斩下的倭寇头颅筑城，经常有三三两两的明军在京观底下炫耀武力，示威性的发炮开枪挑衅日军，日军却一点还击的勇气都提不起来，完全被明军的气势压了下去。
另有一天萧如薰闲来无事，召集军中将领聚餐的时候，突发奇想，学习《三国志通俗演义》里的诸葛亮羞辱司马懿的桥段，给劈面的倭寇总帅宇喜多秀家写了一封信，然后送了他一套朝鲜女人穿的衣服，另有一盒胭脂，讥笑他缩在城池里面和女人没什么两样，照旧及早滚回日本比力好。
此举一出，军中诸将都来了兴趣，也要附庸风雅一把，就连袁黄老头都忍不住参了一脚，以各自的名义划分给玄苏口中幸存的日军高层写信，赠送女人的衣服和胭脂羞辱他们。
李如松更是恶趣味，他闲来无事到大营四周的山林里狩猎肉食，居然猎到了一只虎，耀武扬威的扛回来炫耀自己的武力，正当此时，他把自己珍藏的那条虎鞭奉献出来，一起送给宇喜多秀家。
他的信上还说什么听讲宇喜多左右的那里没什么用，起不来，烦恼的连仗都不能打了，在下很想资助你，就送你一根虎鞭，希望你吃了以后能起来和我们作战，如果照旧起不来，那我就爱莫能助了，您只能穿上女装做女人了之类的……
横竖众将极尽羞辱讥笑之能，将各自的恶意满满的倾泻在了这些物件里，然后派了一个抓来的日军俘虏把这些工具带回去赠送给日军的高层。
日军高层受到了这份来自于明军高层团体赠送的厚礼之后，团体气晕，尤其是宇喜多秀家，看着眼前的女装和虎鞭，气的是一佛出窍，二佛升天，差点没背过气去，一甩手把那根虎鞭扔到地上，狠狠的跺了好几脚，年轻人的火气大，气的他险些就地就要发作。
宇喜多秀家抽出剑就要冲出去，他要召集戎马和萧如薰决一死战，死都不能受辱，刚要冲出去，便被石田三成死死拽住。
“这是萧如薰的奸计！你不能中计！他就是要激怒你！他就是要让你出战！你不能中了他的奸计！！”
石田三成拼命的劝说恼羞成怒的日军高层，好说歹说才把他们说服，然而这样的消息却已经传开，高层们团体受辱不敢声张的消息越传越汹涌，日军士气进一步下降。
等到第二天萧如薰带着一批骑兵到倭城四周耀武扬威的挑衅日军的时候，他们也缩在城墙后面不敢开枪射击。
在这般压抑的气氛之下，逃兵的现象不行抑制的泛起了，第一次只是三小我私家相约逃跑，被巡逻的军官发现，抓住之后也没声张，只是斥责了事。
结果第二次就是十六小我私家的小团体一起出逃，其中另有上次的那个军官，还做了很详细的计划，跑到什么地方有船可以逃回日本等等，照旧运气欠好，被岛津义弘发现了。
从临津江边落荒而逃的岛津义弘在战后受到了处罚，降了军职，因为不敢告诉丰臣秀吉所以还没有削弱领地，但是职位已经一落千丈，台甫鼎鼎的萨摩强兵也因此而受到了羞辱，这让他极为不快，正好此时抓住了这些逃兵，岛津义弘决定给自己出一口气。
结果这十几人是第五军团福岛正则的手下，福岛正则觉得自己很没有面子，加上自己的手下照旧让岛津义弘这个“逃将”给抓住的，于是出言容隐自己的手下，反咬岛津义弘没事找事，要求严惩岛津义弘。
这就让森吉成很不满意，岛津义弘的萨摩兵属于他麾下的福岛正则骂岛津义弘就是在骂他，他怎么能忍？两人先是嘴上吵吵，然后生长到动手动脚，最后直接相互拔出武士刀对砍起来。
这场争论以宇喜多秀家出头各打五十大板而告终，但是第三天，福岛正则手下这十六人就消失不见了，福岛正则被抽了一个大嘴巴，脸肿的很厉害，这让他很没有面子。
于是他下令彻查，彻查之后才发现是逃兵，一方面派人追捕，一方面增强了防卫，然而这并不能阻止逃兵的泛起。
第一波逃兵乐成逃亡之后，越来越多的逃兵就开始泛起了，第二次三十六人，第三次五十七人，第四次八十一人，第五次一百零六人。
这个数字最终累加到了日军高层无法无视的田地，在明军的强大压力和日军高层的不作为之下，情况极为严峻。
面对这样的情况，石田三成不得不下达严令，各军团如果不能治理好逃兵问题，直接问责军团长，促使军团长用自己的家臣去治理这些问题，虽然有效控制了逃兵现象，却也让石田三成等人意识到从朝鲜撤兵刻不容缓这件事情。
所以就有了那封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