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邵，字孔才，魏朝广平邯郸人，学者。受诏搜集五经群书，分门别类，纂为《皇览》。又与议郎庚嶷、荀诜等配合制订律令，作《新律》十八篇，著《律略论》。魏废帝时，专事执经讲学。所著《人物志》是古代人才学的集大成之作，其与古代人才学的关系，犹《文心雕龙》之于古代文论，可谓空前绝后的巨著。以专篇方式讨论“英雄”，并在全书其他多篇中也涉及“英雄”，这在中国文化思想史上尚属首次。刘邵对“英雄”问题的研究及对“英雄”看法内涵的精辟阐释，具有创举和系统总结性质，代表了魏晋时代“英雄”研究的最高水平。
在中国思想史上，刘邵首次从语义发生学角度阐释“英雄”看法。《英雄》开篇指出：“夫草之精秀者为英，兽之特群者为雄，故人之文武茂异，取名于此。”揭示了特选以自然界之“英”与“雄”搭配铸成“英雄”看法的一定理由。古代人物品格褒词的语义生成，多遵循“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原则，主要从人和自然两大方面取法。早期一些人物品格褒词较重凸显人的原始本能与兽性力量，而在演化历程中，重视人文进化成为重要趋势。如“圣贤”看法就特别强调文明化育。而在“圣贤”看法深入人心的封建时代，“英雄”一词虽也取法自然，但却不选取自然界某种具体的植物如桃花、杏花，或某种具体的动物如虎、豹等，而是直接以具有归纳综合、抽象性质的指称自然的“类”看法，即植物界的“英”——“草之精秀者”，与动物界的“雄”——“兽之特群者”搭配为喻，强调“英雄”就如同植物界与动物界的杰出代表“英”与“雄”可为自然界的最高层级代表一样，是中华民族最高层级的全面代表的意义。可见，“英雄”看法体现了中华民族特有的天人合一文化心理，是中华民族在征服和革新自然的历史进程中，逾越早期视自然物为恐惧、神秘的认识阶段，由与自然的对立关系逐渐走向亲和，体现出相当自信的产物。至于“英雄”看法的语义蕴含与现实“英雄”人物往往具有矛盾性，正好说明这一看法的缔造者以理想眼光看待“英雄”，期望在“圣贤”看法已趋衰微，无能为力的时代，“英雄”能够真正安世济民，缔造天人亲和、文明兴盛的太平盛世。
从推崇兼善型人才与封建王朝以“文武”立国的思想看法出发，强调“英雄”看法的焦点内涵是：具备“文武”兼善的全面性能力。刘邵指出“英雄”是一个完整看法，“英”与“雄”二者不行或缺，不能割裂开来看待：“是故智慧秀出谓之英，胆力过人谓之雄。此其概略之别名也。若校其分数，则相互各须以二分，取彼一分，然后乃成。”他并接纳极为严密的反、正括论，正、反分论的论述方式，详尽论述何以如此的原因。首先以反论方式指出反、正括论。
刘邵还以实例系统归纳“英雄”的四种类型。即以“必聪谋能始，明能识趣，胆能决之，然后可以为英”的张良和“气力过人，勇能行之，智足断事，乃可以为雄”的韩信划分作为偏重于“英”和偏重于“雄”的两种人臣“英雄”典型，以体现在维护封建王朝的前提下，希望“英雄”以其“文”、“武”才气做帝王的股肱之臣的普泛文化心理；以刘邦、项羽作为“若一人之身兼有英雄，则能长世”的两类创业“英雄”典型。虽然，刘邵也有意回避了“英雄”与天命、道德的关系问题。一是权衡“英雄”自以才气为尺度。二是制止触及现实敏感的天命有无问题，也就是创业“英雄”改朝换代的正当性问题。
考虑到刘邵写作《人物志》已在由曹爽专权的齐王芳正始时代，卧兽司马懿正虎视眈眈，弱主危臣的曹魏政权又走到了与汉末依稀相似的情境，一个新的历史轮回又将重现。如以刘邦为“圣贤”，不光会使人联想到创业“英雄”曹操大成问题的身世配景，也会为新的政治强人提供颠覆政权的口实，作为惯看汉末三国政治风云谲变的曹魏老臣，刘邵岂有忧虑乎？而无论刘邵怎样回避，如果“英雄”实力直逼“圣贤”，其与天命、道德的紧张关系问题在现实政治中就是无法回避的。
汉末魏初是社会思潮的转变时期，由于儒家思想的衰落，泛起了儒、道、名、法竞起与合流的趋势。又因为曹操重刑名，更促进了名家和法家思想的流行，使得人物品题“月旦评”由对具体人物的评论，生长到人物才性高下尺度问题的讨论。刘劭用道家的“无名”解释儒家的“中庸”，体现出儒、道合流的倾向。他的思想是汉学向魏晋玄学过渡的中间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