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丈软红遽然易逝，人间万物纷繁过眼。只愿这一瞬宁静宁静，欣于自得。闲看辛夷花开又花落。
“畹华，此戏若存，得失不知。自从到了上海，这戏啊，唱了，有了。人儿，得不得便不知了。”
是夜，楼下，角边覆残雪，遗霜白漫天。
月落乌啼。伫立于镂窗，望却北山磅磅。
他独眺无言，住处为一院，院中人稀少，囚此看雪落寞。
梅之色，艳而不妖。
梅之香，幽而雅清。
梅之姿，苍而劲秀。
他笑了，一钩淡月天如水。
“我何曾想。少卿，可这是我，必须要唱的。”
翌日，上海天蟾舞台。坐无缺席。
他正时四十二岁。扮相雍容，凝丽端庄。嗓音高亮圆润，唱腔婉转。于俏丽妩媚中见自然大方。
台上，韩玉娘借住尼庵，受恶尼逼害。深夜逃奔。他唱着，又走圆场滑步，以示雨路泥泞，难以成行。借居李妪家，身着富贵衣，手旁纺车机。孤灯减人瘦，夜去日日复。心中之悲愈发深沉，索性一气倾吐，“希望得我邦家兵临边障，要把那众番奴一刀一个，斩尽杀绝，到此时方称了心肠！”
以古喻今，再伤人！日军入城，无不恼恨。此《生死恨》一现，引无数戚戚。
一曲毕，入后台。他看着镜中白面旦，不自觉摇摇头。
“梅老板，今日曲儿好，词儿妙。一些不知好歹的人先前净是说您犹唱后庭花，其言者，唯余嘴也！”
他笑了笑，镜中的他也随着笑了。只是笑的有些差异。
“家中祖父曾说，伶人儿，最是下九流。说咱们游戏人间，可谓误国！戏子当道，国之将亡！可谁知身不由己。今儿啊，只恨日敌兵临城下，无能为力！”
自嘲的话引来了风进了台间，惹得他黏上油膏的手顿了顿。
“梅老板，您该做的，都做了。”
风退尽，云自伤。孤零香，晨欲迟。寥寂空庭春欲晚，梨花满地不开门。
帘子滴滴碰撞的声音响起，像珠子碎了一地。
“梅先生，楼下…楼下突然来了日本军官，要您去见他。”
他起身，蹙眉。一行人送着他下楼，看着两个军官在那迎着，他就那样进了车中。眼睛照旧看着前方。
不知过了多久，他们一行人去日本人的地方接他。见他脸上染了层灰，可站的堂堂，衣服仍规则，唐装上也少见褶子。
“日伪让我为他们唱戏，”他低头笑了，“不外收买人心，遮盖太平，”他又抬眸，“我若应了，才是真正的下九流，才是真正的戏子误国！”
“我是伶人，所以台上，我是个旦角儿，他们想着，一谈一笑，即获所谓恩宠。可别忘了，换了面，我照旧个男人。”
“《抗金兵》是第一步，《生死恨》是第二步，我还会有第三步，第四部！”
他的眉宇透着坚强，目光如炬。立身既质直，出语无谄谀。雪压松，青松挺且直。
“梅老板……要不走吧！在上海有日本人挟着，如何也欠好。不如去香港？避避风头是好。”
最后，他点了颔首。
移民香港后，一曲《梁玉红》，又将几多人的爱国血烧的滚烫。
艺术，慢慢影响着人的情绪，价值，审美。艺术代表着思想，可人们从不知它的可怕。
“梅先生，您怎蓄胡？前些日不得刮脸吗？莫非先生认真不再上台？”
“日寇放肆，家国危亡，我若登台，台下坐的便不再是黎民，而是将要上战场的日本军人！这与卖国，有何区别？”
铿锵有力，掷地有声。堂堂正正中国人。
台上女人身，台下男儿魂。日军再次欺压，汉奸当道，世间无道。无奈只能让医生主动注射药物发烧，日军方退。
之后，他落魄卖画，穷困潦倒。可无数次伸向他的手，都置之不理。这亦是艺术，那一股浓郁的爱国情。
艺术不是消遣性的娱乐，它是一种战斗，一种足以轧碎任何事物的武器。
多年后，新中国建设。他才真正做回自己。此时，六十七岁的他拖着极重病体为中国科学院献上了自己人生中最后一场戏。
“好一似当年的穆桂英。小文广雄赳赳执戈待命，此儿任性忒娇生。擂鼓三通辕门进，众将士听我把令行。”
他唱的淋漓，痛快。
可他的身子再无从前那么灵活，也无那样的华态。春去春来春复春，月生月尽月还新。只见庭前千岁月，长在长存。不见堂上百年人，尽总化微尘。
不久，新中国的文艺事情者，不朽的艺术大师，与世长辞。
可此时，伶人早已不是下九流，人人皆是天下最高级。
他的影子停在舞台中央，柳叶绕过他的指尖，只需袖子一挥，那个属于梅先生的时代，又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