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说完颜璟对金国最满意的就是其税制了，在金国不分各族都要交税，对朝廷百官宗室也没有免税一说，上至亲王下至念书人都要交税。哪怕是出国归来使臣都得交物力钱。
金国税收制度是分为租跟税，私田交税，官田交租。不外金国虽然所有人都要交税，但金国的税收对黎民来说是诸国中最低的，金国的轻税赋也成了对于北方汉人的拉拢利器。
如蒙古和南宋协力灭金时，有大量的汉族大臣为金国殉死，好比户部尚书任天宠、知大兴府高霖、观州刺史高守约、参政定海节度使王维翰等几百汉族大臣。
甚至有一名汉族大臣张天纲被南宋俘虏后，还讥笑南宋“国之兴亡，何代无之。我金之亡，比汝二帝何如？”
为什么金国真正统治长江以北宽大区域不外九十四年（1140年金宋议和），长江以北的汉人就完全被金国“征服”了。
这原因也很简朴，因为金国税收只有南宋的十分之一，金国治下黎民要活的比南宋黎民轻松多了。
虽然，金国税收也不是一开始就这么轻的。
公元1140年的《绍兴和议》可以看作是一个分水岭。
在1140年之前，金国上下并没有真正把河北以南的地域当做是自己真正的领土，所以金国军队在进入河南、山东、陕西这些地域的时候都是随意征发民夫，肆意抢劫。
所以这一段时间，有大量的北方汉人逃亡到南宋。
但是《绍兴和议》签署后，正式确立了金国对北方的统治职位，所以金国开始全面统治北方。
相比于北宋和南宋，金国在统治上要比南宋宽松太多了。
以老黎民息息相关的“两税”为例夏税与秋税。
金代两税的征收额与北宋相比，北宋秋税中田八升，下田七升四合，金代夏秋两税合在一起为五升三合，比北宋秋税下田所输尚少二升一合。金代两税轻于辽、宋，这是北方经济恢复和人口大幅度增长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更为要害的是金代的两税不仅征收额度比北宋低，只有南宋的十分之一，而且金代两税完全是征收实物税的，也就是说黎民种什么就交什么，不用去换钱或换粮。
也就是说金代老黎民缴税缴纳的是粮食等农作物，而南宋老黎民除了粮食还要缴纳铜钱。
而宋金所处的公元12世纪，不管是金国照旧南宋，都没有统一粮食价钱，粮食都是随行就市，这也就意味着秋天粮食丰收的时候，如果征收的是钱或者绢，那么老黎民就要把粮食卖了换钱或者绢来缴税，但是一个地域突然大规模出售粮食，势必会造成粮食收购价钱的下跌。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缴纳钱币税，对于古代农民来说，自己就是加重了他们的肩负。而征收粮食则要好得多。
而且金代划定输送粟米，可依道程之远近递减其税数，这在某种水平上减轻了黎民在运输途中的肩负，比宋代以假借“支移”的名称向黎民征脚费的措施不仅差异，而且是个很大的革新。
金代两税输送接纳递减税额的措施，也与宋代在田税以外，每斛各输二升谓之“雀鼠耗”，或者强迫人民输二斗谓之“省耗”差异。
另外，与南宋相比，金国的盐只在很短一段时间实行了专卖，之后就酿成普通人也可以煮盐卖盐了。
《绍兴和议》之后，南宋朝廷并没有因为议和而淘汰税收，反而变本加厉对老黎民进行盘剥，以盐为例，南宋的盐是官府专卖，一斤官盐在南宋要卖到150—200文铜钱。
而金国由于私盐屡禁不止，厥后在大定二十九年（公元1189年），金国爽性凭据私盐订价来订价官盐，20文一斤。由于官盐价钱和私盐一样，但是官盐质量比私盐好，所以金国都没什么人贩卖私盐了，这和南宋贩卖私盐屡禁不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过了没多久，金国甚至把巡盐兵丁（缉私）都裁撤了，因为官盐太自制，没人贩卖私盐了。
甚至由于南宋盘剥太厉害，从公元1145——1170年短短25年时间里，或许有上百万南宋黎民以种种方式逃亡到了金国。
因为金国税收低，甚至还被元朝讥笑道“平时不知道积累，只知道一味地轻徭薄赋，结果打仗的时候挖地三尺，破家无数。”
宋军在金国灭亡时进入汴梁，结果被汴梁黎民给赶了出来，可见宋朝是有多不得人心的。说起重视黎民金绝对比宋不知道强了几多倍。
赵宋自己把国家搞废了，打不外金国丢了北方，跑到南方继续过“太平盛世”去了。对心向宋朝从北方而来的念书人更是歧视排挤，视之为不稳定因素，视北人之为异国人。
赵宋自己对内横征暴敛，对比金国的内政那是下线都没了。军事上那就更没得比了。
如开禧北伐时打不外女真人，就把气都撒在北方汉人身上，烧田毁屋，抢劫屠杀，女真人没杀几个汉人黎民倒是杀了一大堆。
厥后发现金国中原的女真猛安的援兵来了，打不外金军想就跑路。
两万精锐宋军杀起北方黎民来都一个个跟天兵天将一样，结果被两百女真骑兵杀入阵中打的损兵折将丢盔弃甲，狼狈南逃，绝对是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观。
而所谓的数十万北伐军更是被金国从中原调来的女真猛安给打的全军淹没，丢城失地跪地求饶。
赵宋一惯是对外我畏畏缩缩，对内我重拳出击。所以完颜璟把赵宋从没放在心上，北方草原比南方重要多了，金要想要一统华夏，绝对要先打断草原的统一，才气放心南下，而要打断草原的统一，就得有强悍军队，以及庞大的国力。
而想要有庞大的国力，就得把金国潜力都引发出来，而想要引发出金国的潜力，就得一改金国的所有弊政，提高金国的组织力，行政执行力。
在完颜璟看来古代的革新，跟工业革命时代的社会革新是纷歧样的。在生产力度稳定的情况下，中国历史上所有的革新都是为了引发国家潜力而革新。
就像商鞅变法一般，商鞅变法最焦点的革新就是将全国人口，跟钱粮等生产资料掌握在政府手里。好比一个国家有一百小我私家，跟一百斤粮食，而没有革新之前，政府可以运用的只有三十小我私家跟三十斤粮食，而革新之后政府可以运用到一百小我私家跟一百斤粮食。
在人口没变粮食也没变的情况下，但革新后国力却增强了两倍不止，这就是所谓的生产力度稳定下的革新，也就是中国古代的革新。
而工业革命时的革新，是因为生产力度提高了，而之前的社会制度，行政制度已经跟不上社会生长所以革新。
好比一个国家没有工业革命时，生产力度没变之前，这个国家有一百小我私家，有一百斤粮食，而这个国家的治理人员以二十小我私家设一人治理，那就是五个治理人员，而粮食有一百斤，只能养活一百小我私家，一口也就多不起来，所以制度不用变。
而工业革命后，生产力度大大提高了，这个国家从之前的一百斤粮食提高到五百斤粮食，那相应的人口也提高到五百小我私家，那如果治理制度稳定。
照旧五个治理人员，用五小我私家每小我私家治理二十小我私家还可以，但用五小我私家每小我私家治理一百小我私家就明显不合适了，所以这个时候就只能革新。这就是生产力度提高下的现代革新。
在古代生产力度稳定的情况下，所有对政府制度跟政策的改变都是为了提高政府所掌握的生产资料，引发自己的潜力，提高组织力度，除去行政阻力，提高行政执行力。不管以什么样的方式革新都是以这些为焦点。
所以在古代生产力度稳定的情况下搞资本主义，重商那一套都是自寻死路，农民都跑去经商，做手工业，或改稻为槡，粮食大量减产那是要饿死人的。
就像明末一样，粮食不够，北方诸省起码有五千多万人吃不上饭，那他们就只能造反，只能跟蝗虫一样去抢。
别说明朝财政不行，就是给崇祯十亿白银，他也救不了明朝，银子，金子可不能当饭吃，有钱也没地方买粮，明朝就是其时世界上最大的产粮国。
哪怕就是把整个南方的粮食除去南方人口吃的外，全拿去救济北方也不够，明末时北方那是大面积欠收，而且照旧连着六七年颗粒无收，不是说蒙受个一两年就已往了。
所以说明末朝廷缺的不是钱，是粮食，没有粮任何措施也没用，就只能社会自我淘汰，那些没有粮食多出来的人口没了，社会也就安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