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史记·高祖元勋侯者年表》及《吕太后本纪》中，司马迁对吕太后之兄吕泽的定语是“兴兵佐高祖定天下”。但仅有此定语，而无实际战功，则不足以服众。是否因为吕泽是吕太后之兄而享有了其不应该享有的名望呢，抑或另有隐情，其实际战功被人为地淡化了？细考《高祖元勋侯者年表》，吕氏战功受到人为淡化的可能性更大一些。据《高祖元勋侯者年表》，吕泽于汉定天下后受封为令武侯，说明他在武功一道上建树可观。而在《史记》的主要篇章中，吕泽的这一称谓并没获得有力的质料支持。幸亏司马迁作《高祖元勋侯者年表》（以下简称《元勋表》）时，录用大量朝廷档案，从而为吕氏的劳绩，保留了一些蛛丝马迹。现在凭据这些有限的史料，让我们来看一看，吕氏、主要是吕泽，在秦楚之际究竟做了哪些事情。
一、吕氏武装的存在理由及其组成
吕氏武装应该在反秦作战时期就已存在，而有关吕氏主要是吕泽在反秦战事中的作用，却史无明文。依《元勋表》的说法，吕泽也仅是以刘邦客的身份加入反秦事业的。此界定显然与其佐高祖定天下的评语不符，更不支持其作为一支独立武装的事实。但《元勋表》记东武侯郭蒙有“属悼武王，破秦军杠里、杨熊军曲遇”一事，讲明吕泽是带兵将领。在《元勋表》的“某属某”句式中，后一某字，代表了一支独立队伍。如乐成侯丁礼属灌婴，台侯戴野属将军（刘）贾，赤泉侯杨喜属淮阴(韩信)，等等均是，而该句式后面提到的三人，均在一个时期作为一支独立队伍作战。依此例，有人属吕泽，亦讲明吕泽武装的独立性。郭蒙是在反秦战事中唯一被明确标识为吕泽部下的人，在楚汉战争中被直接标识为吕泽部下的人就多了，如丁复、蛊逢（《汉书》作虫达）、朱轸、冯无择、周信、吕婴。值得注意的是，博成侯冯无择是悼武王郎中，成陶侯周信为吕氏舍人，这两个职衔在刘邦元勋中为数不少，充实说明了吕氏亦自有一套完整的官职体系。至于丁复为大司马一职，与刘邦体系迥异，倒是项羽部有大司马曹咎、大司马周殷，此事讲明，较之刘邦团体，吕氏所部的官职更接近楚制。上面提到的这些人，并不能穷尽吕氏武装组成人员的全部，因为所有没有标明属性的元勋，都被理所虽然地认为属于刘邦。但只要考虑到吕氏是一支独立队伍，那些原本被认为属于刘邦的元勋及劳绩，或有相当一部门要考虑其是否属于吕泽了。
刘邦的主要战将的击秦纪录，现有纪录不外乎曹参、周勃、樊哙、郦商、夏侯婴、灌婴，而傅宽、靳歙的事迹主要在楚汉战争时期。凭据《高祖本纪》及《曹相国世家》、《绛侯周勃世家》、《樊郦滕灌列传》，刘邦起兵之初的作战轨迹大致可以确定。但《元勋表》中一些人的早年事迹，则与上述内容不符。据《高祖本纪》，刘邦于秦二世元年九月起兵，此月为当年的最后一月，刘邦的作战似只有战胡陵、方与（《汉书》将此事放在二年，与《秦楚之际月表》同），余均不行见，亦不行能。那么，在此年加入刘邦部、又非起事于丰、沛、砀者，均应考虑其加入的是刘部的支属吕泽部。具体来说，这些人有陈豨（前元年从起宛朐）、阿陵侯郭亭（《汉书》作河陵侯，前元年从起单父）、菌侯张平（同前）、厌次侯元顷（前元年从起留）。只是在秦二世二年，刘邦才于上述所在作战。倒是吕氏的作战规模到过单父，其证据为《惠景间侯者年表》有成陶侯周信，其“以卒从高祖起单父，为吕氏舍人”。这里，单父与吕氏获得了有机的联系。如果说上述纪录是可信的话，只能认定以上人等所加入的是吕泽队伍。
另外，信武侯靳歙亦为从起宛朐者，预计其时是陈豨部下（理由详后）。成侯董渫功比厌次侯，亦可能属吕泽。阳陵侯傅宽从起地横阳，亦非刘邦作战轨迹，只是其隶属时间不详。汾阳侯靳强“以郎中骑将前二年（即秦二世二年）从起阳夏”。而与阳夏地望相近处为雍丘，预计刘邦与项羽战秦将李由于雍丘时，吕泽所部或在阳夏作战。（《汉书》之元勋表，以靳强为前三年起栎阳，显然是误记。因为栎阳在咸阳以东，刘邦于汉元年至霸上，前三年不得至此。）在前二年加入刘邦武装的元勋另有谷陵侯冯溪，起事所在为柘。《惠景间侯者年表》之梧侯阳成延从起郏，时间不详。前述四地在刘邦及其主要战将的作战轨迹上均无所见，则可认为其以加入吕泽所部而间接加入到刘邦的阵营。
元勋官职或身世中另有“二队将”、“越户将”、“越队将”、“慎将”诸职衔的人等若干，笔者以为他们可能大部或全部与吕泽有联系。因为除了二队将外，另有上队将之称，祝阿侯高邑即是以上队将入汉。是否可以把吕氏所属队伍看作为刘邦的二队，此问题向来无解，但也应该考虑存在这种可能性。因在司马迁的叙述中，似未将吕氏铁定为刘邦的部下。所谓“客”也好，“兴兵佐高祖定天下”也好，均讲明了吕氏拥有某种自由度。不知此自由度是吕太后掌权后刻意美化自己家族，照旧事实原来如此。今不妨把种种可能性都考虑在内。这种身份的人有河阳侯陈涓、东茅侯刘钊、曲成侯蛊逢、柳丘侯戎赐二队将，海阳侯摇毋余越队将，博阳侯陈濞刺客将，东武侯郭蒙越将军，贳侯吕元越户将，绛阳侯华无害越将，等等。如果吕泽所部并非天然是刘邦的下属，则其称二队亦甚相宜。
《元勋表》中有一个称谓曰“连敖”屡屡泛起，笔者以为此官职属于吕泽所独占（或其部以此官职命名者众多）的可能性较大。《惠景之间侯者年表》中有俞侯吕它父吕婴以连敖从高祖破秦，日后，又因与吕氏有牵连受诛。这人极可能是吕泽的部下甚至族人，该表又称此人功比向阳侯。而向阳侯华寄又恰好是以连敖入汉。所谓功比某人，往往讲明两者经历战功相似，有较多的可比性。前面提到的郭亭、戎赐也是连敖身份，而且极可能为吕氏下属。《汉书·高惠高后文元勋表》就称，河陵侯郭亭“定三秦，属周吕侯”，透露出郭亭的早期归属或就是吕泽部下。另外有连敖身份者另有隆虑侯周灶、广严侯召欧、祁侯缯贺（只是此人是在汉三年才加入的）。另有煮枣侯赤，“以越连敖从击秦”。虽然，刘邦部也有可明确指认的连敖，即入汉后的连敖韩信。但入汉之后，刘、吕两部应该合为一体了，届时该职衔为两部所通有，亦属寻常之理。
细考刘邦部主干将领曹、周、樊、郦、滕、灌诸人，在灭秦前，没有率领骑兵作战的经历。而《元勋表》中，以骑将身份击秦者为数不少，凭据吕泽部的官职体系更接近楚制，预计这些为骑将或骑士的元勋原或属于吕泽。因为在楚汉战争中，留守关中的楚将有多人是以骑将身份加入汉军的，如吕马童、杨喜、杨武、王周。而肯定为吕泽部的丁复属下朱轸以骑卒降翟王、虏章邯；可能为吕泽部的靳强，即是以郎中骑将加入的。另外，傅宽更是以魏骑将的身份加入刘邦系列的；靳歙有两度对秦军骑兵作战的纪录。而以《元勋表》校之，有连敖历史的人，又兼有骑兵色彩的就有广严侯召欧。那么，是否可以考虑，在反秦战事中，身世骑兵的元勋，均可能为吕氏下属。这些人有清阳侯王吸、宣曲侯丁义、武强侯庄不识、乐成侯丁礼、纪信侯陈仓、张侯毛泽、南宫侯张买之父张越人。
在刘邦元勋中另有两人为不愿属刘邦者，他们的早年经历尤其值得关注。其一为王陵，其二为雍齿。在《陈丞相世家》中，王陵被描述为独立起兵于南阳，一直到汉攻楚时才加入到刘邦阵营。后人多尊奉此说。事实上，他也是早年追随刘邦起事于丰者。《元勋表》的纪录讲明了这一点，“王陵以厩将别定东郡、南阳，从至霸上”，与《陈丞相世家》不符。那么真实情况很可能是，王陵与吕泽在一起作战。这种可能性极大，因为王陵已往的职位当在刘邦之上，起义后不愿属刘邦，亦在情理之中。王陵事迹的歧记，或都有一部门真实，非可视任何一种为凭空捏造。因为其既不愿意属刘邦，却又是从起于丰者，这就存在追随吕氏起义或始终与吕氏在一起的可能性。从《高祖本纪》及其它人的专门传记中，看不出刘邦部在反秦战事中有离开作战的迹象，唯一的例外是郦商在刘部攻克南阳后别将定汉中。但凭据王陵的事迹，刘邦部或曰刘邦系列的队伍肯定有分兵作战的事实。只是，王陵与吕氏的关系也不是如此轻易能定的。吕太后称制时期，王陵坚决阻挡王诸吕，就不支持其曾为吕氏旧部。但其从起于丰，又不愿意属刘邦一事，终究要有可协调之人之地使之可以容身。而这小我私家，从逻辑上来说，就应该是吕泽。再来看雍齿的事迹。雍齿为刘邦部的叛徒，在秦二世二年时，他叛逆刘邦，以刘邦不多的凭据地之一——丰投降了魏国。刘邦得项梁人力支持后，收复了丰，雍齿就逃到魏国去了。但据《元勋表》，到了秦二世三年，他又重新加入了刘邦部。刘邦对雍齿恨之入骨，甚至于到了已对雍齿论功行赏后，还不愿宽恕当年曾追随雍齿叛变的丰地黎民。如此看来，雍齿的再度加入，极可能是加入到由吕泽统率的刘部支脉，其时间正是刘邦西进之时。
总之，吕泽部的人员组成极其广泛，其吸纳远方同盟者的作用显著。在《元勋表》中有不少的越族将领，可能就是由吕泽部的吸纳，而加入到以刘邦为首的反秦阵营的。而这些人员的加入，对日后吴芮部将梅鋗最终助沛公破武关，起了要害作了。而陈豨于起兵之初就拥有五百人，傅宽原为魏将，靳强原有千人；陈豨等人的加入，使得刘邦队伍的实力大增，为其最终夺取天下，奠基了基础。
二、吕氏在反秦战事中的作用
据前所论，吕氏队伍应该是存在的。那么，其在反秦战事中究竟起过什么作用呢？现只能从刘邦及其焦点武将的战绩之外寻求被历史遗漏的蛛丝马迹。
秦二世元年九月，沛令欲以沛反秦，使樊哙召刘季于芒砀山泽间。预计其时吕泽等吕氏族人亦随刘邦隐于彼处。刘邦随樊哙赴沛，吕泽则可能率众从山泽中走出来略地，作战于宛朐、单父、留等地。宛朐在沛县西北数百里外，单父在沛与宛朐中间，留在沛县以南。欲在这样一个相当短的时间里，在如此大的规模作战，没有骑兵是不行想象的。不知吕泽因何机缘，在起义之初就开始建设了一定规模的骑兵，故能胜任这种大规模作战。可以认为，在秦二世元年九月这个短暂的时间里，吕泽没有与刘邦很好地协同作战。两部真正配相助战，应该是二年开始以后的事。
在秦二世二年，吕泽部肯定加入了与刘邦共击薛的战斗。在击薛战斗及其后坚守丰的战斗中，刘邦重创或全歼了秦泗川守的武装，这里当有吕泽部的一份劳绩。与项梁合军前，刘邦部对章邯军的作战，不知吕泽部加入了没有。但其时刘部也是势单力薄，预计会倾其所有，与新胜陈胜、士气正旺的章邯作战，没有吕泽部的参战，是难以想象的。项梁立楚怀王后的对秦作战，预计应该有吕泽加入。那么，战东阿，战亢父，战濮阳等等战事，都有吕泽的份。据《惠景之间侯者年表》，吕泽部下冯无择加入了击雍丘之战。只是不详此战是项羽、刘邦击李由于雍丘之战呢，抑或楚汉战争的击雍丘之战。至少，在刘项战李由时，吕泽部或南下击阳夏与柘，此举或为拓地，或为配相助战。
秦二世三年，楚怀王以刘邦为砀郡长，助宋义援赵、西向灭秦。刘邦的第一出击是为援赵楚军开辟门路。这里的战斗，吕泽部基本上都加入了，郭蒙就曾随其战秦于杠里，与樊哙、曹参事迹相同。在傅宽的劳绩薄上另有取安阳的纪录，此地为《高祖本纪》及《樊郦滕灌列传》等所无。预计这一行动是吕泽部单独完成的。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日后项羽杀宋义于安阳，即为此地。说明刘邦部的行动，是为援赵楚军取得前进阵地。有关刘邦部与秦东郡尉的战斗，最乐观的纪录也只是大破东郡尉军于成阳或成武南。比之王陵的“别定东郡”尚有一定的差距。其“别定东郡”之说，讲明其与刘邦部的战东郡尉并非一事。从字面上来看，王陵行事相当于一支独立队伍。其时刘邦部众多焦点将领尚未能独当一面，预计王陵亦不得有此殊荣。如果王陵队伍不是吕氏之外的队伍的话，那么极可能与吕氏是同一支队伍。笔者曾作《刘邦西行入关的战争线路与历史劳绩辨析》（《淮海文汇》1996·10），指出刘邦在正式出击前曾为援赵楚军作过开辟前进线路的孝敬。其中的主要战斗即为击东郡与王离军，刘邦部的主要将领曹参、樊哙等均加入了此行动。但其后，刘邦就移师昌邑一带，而不及定东郡。如果王陵是与吕氏协同作战的话，那么，吕氏在与西进的刘邦部既配相助战又分头行动的战略作用就相当重要了。在刘邦不及定东郡的情况下，或因为其有更重要的战略使命要完成，由吕泽部接手继续在东郡的战斗，亦甚合情理。不仅如此，吕泽、王陵部另有可能继续为援赵楚军扫清门路，甚至于追随过河击秦。从地理上说，这样做也很是合理。因为项羽率军北上的同时，不及定东郡的刘邦已率军南下。而项羽过河前，没有任何迹象讲明其有过战斗，那么其门路的开辟却必须有人完成。也许吕氏就是在这一时刻暂时加入项羽部，或先于其渡河攻秦。项羽其时是楚国上将军，他有权征用刘邦的队伍或其盟军。
刘邦本人在西进途中并未能行进到赵地，据他在鸿门宴对项羽的解释，刘与项的战略分工为，刘战于黄河以南，项战于黄河以北。刘邦及其主力肯定没有北渡黄河，但《元勋表》讲明，刘邦势力又肯定有时机北渡黄河，并在赵地扩大了队伍。很可能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曾经叛逆刘邦的雍齿，于此时就以赵将的身份重新加入加入刘邦势力。因赵地均在黄河以北，故而他的加入支持了刘邦势力有过河击秦的事实。除雍齿外，另有阳都侯丁复亦为在秦二世三年加入刘部的赵将。丁复的加入所在是邺（今河北省邯郸与河南安阳之间），所在在黄河以北。而据《高祖本纪》，刘邦部击秦运动的最北区域也只是白马（今河南滑县），且在黄河以南。刘的盟军吕氏军，则极有可能渡河击秦。尽管此问题的提出实在匪夷所思，但不作此解释，则无法面对丁复加入刘邦部的问题。为解决此问题，《汉书》以丁复加入刘邦部的所在为薛，其身份为越将，但未给出加入的时间。很明显，如果丁复是如《汉书》所称以越将于薛加入，则时间肯定是前元年或前二年，之所以不提时间，是因为司马迁的说法是以前三年从于邺而非从于薛。班固以意改《史记》处甚多，《元勋表》尤其明显。而《汉书》对雍齿的赵将身份就没有改，既然雍齿可以是以赵将身份加入刘邦军，则丁复亦可。甚至于丁复就是由雍齿的关系，才加入到刘邦阵营中来的。丁复事颇不简朴，《史记》、《汉书》均标示其受封七千八百户，此人的劳绩当在樊、郦、滕、灌之上，居然除《元勋表》外，再不见其有何劳绩。可以肯定其或在反秦战事中很有作为，或是因为由赵将转入刘邦阵营，起始职位就相当高，否则无法解释其最后的劳绩。总之，由于《史记》、《汉书》的纪录收支，丁复是否肯定于薛加入，无法确定。那么，只要刘邦阵营中有赵地的队伍加入，其渡河救赵的可能性就不能排除。对于丁复，顾炎武曾经提及，其曰：“楼烦即赵西北边之国，其人强悍习骑射。《史记·赵世家》武灵王行新地，遂出代西，遇楼烦王于西河而致其兵。致云者，致其兵而用之也。是以楚汉之际，多用楼烦人别为一军。《高祖元勋年表》，阳都侯丁复以赵将从起邺，至霸上为楼烦将；而《项羽本纪》，汉有善射者楼烦；则汉有楼烦之兵矣。”（《史记会注考证》引）以顾氏的说法，楼烦的起源为战国赵地，则赵地出善射之人。而这个丁复，正是以楼烦将的身份入汉的。身世赵地的丁复为楼烦将，显然较之于身世于薛的丁复为楼烦将更有说服力。
其实，纵然是刘邦部渡河击秦，也不算违背楚怀王的命令。楚怀王任命宋义为楚上将军，诸别将皆属。讲明宋义有权调动楚国的全部军事力量，刘邦自然也不能例外。而刘邦受命后最初的军事行动，正是资助援赵楚军买通前进门路。那么，刘邦部或者其协同队伍过河击秦即是顺理成章的事。在《秦楚之际月表》中，就有刘邦军“救赵至栗”的纪录。只不外刘部至栗自己却与救赵无涉。但其早期行动是救赵行动的组成部门，则毫无疑问。《张耳陈余列传》称“燕、齐、楚闻赵急，皆来救”，则项羽破秦前的钜鹿下已有三个外国及代地之兵。燕指燕王韩广部将臧荼，齐则非田荣所辖，或为原在赵之田间、田角部，或另有与田安、田都一样，因不满田荣的龟缩自保政策而擅自兴兵救赵的齐军。这个“楚”字，前人以为有误，但应该考虑确实有这么一支、甚至几支队伍存在，其或是棘蒲侯陈武部，或是定秦东郡之吕泽、王陵部。总之，吕泽部过河救赵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如果王陵确实是吕泽下属的话，吕泽部则又加入了攻击南阳的战斗。至于雍齿，虽然其受汉封有战略的考虑，但刘邦亲口说其功多。以刘邦早先的分封原则，击秦之功居先，雍齿的功多是否包罗了击秦之功，不得而知。只是从原理上来说，应该如此。
刘邦部在取得了陈留积粟后，于西进前又有一个向北作战的行动，行动最远处，到达了白马，此地为今河南滑县，就在黄河南岸。此作战显然与西向击秦无关，预计在这次行动中，迎回了在河北作战的吕泽部。因为刘击白马为秦二世三年二三月间的事，此时距项羽破秦于钜鹿已过了三月，吕部从河北前线撤下亦无关紧要。从郭蒙击杨熊、及王陵于南阳作战诸事看，吕泽部亦加入了刘邦击南阳及攻武关的战斗。然后，吕泽部同刘邦入关战秦，最终灭秦。
三、吕氏在楚汉战争中的作用
有关吕氏在楚汉战争的作用，《元勋表》倒是有纪录，其曰：“还定三秦，将兵先入砀，汉王之解彭城，往从之。再起兵佐高祖定天下。”另外，《项羽本纪》增补提到“是时，吕太后兄周吕侯为汉将兵居下邑，汉王间往从之”，在日后纪录中的吕泽“兴兵佐高祖定天下”之说皆源于此。此言亦是吕泽在军事上独当一面的重要依据。可以肯定，吕泽在秦灭后的主要角色仍然是带兵打仗。
那么，吕泽的战争作用又是如何呢。首先，他肯定加入了汉定三秦的战争。汉元年八月，刘邦发汉中军击三秦，吕泽加入其事，这有《元勋表》的纪录为证。《高祖本纪》以三秦王中的塞王、翟王为投降汉王，而《元勋表》明确纪录，旧赵将丁复俘虏了翟王董翳。其实俘虏董翳的还不是丁复，而是朱轸，此人即是悼武王吕泽的部下。此纪录将此劳绩同时纪录在两人名下，讲明其时丁复已浸浸然成为吕泽部下一个相对独立的队伍。加入了三秦之战的吕泽旧部可指认者尚有东武侯郭蒙。三秦之战在《史记》中着墨甚少，似乎得来全不费功夫，实际上，三秦之战亦相当不容易。刘邦军事团体的所有重要将领基本上都加入了三秦之战。汉军出陈仓时，遇三秦兵阻挡，刘邦甚至于准备退兵，只因寻到另外的出路，才重新发动进攻的。三秦军队相当顽固，章邯之弟章平兵败后又卷土重来，嚣张的很。章邯被围于废丘长达八九个月，就是顽抗到底。据《元勋表》，战三秦死事者就有纪成。这个纪成，也可能是吕泽的部下。理由是，纪成在灭秦时的身份就是将军。在同一时期，此职衔为刘邦部所无（唯一称将军的刘邦部下有郦商。而此人原来就是一支独立武装，故沿用旧称）。而吕泽部这种人倒不少。如郭蒙为越将军，蛊逢为曲城户将，丁复是楼烦将，陈豨是特将。因此，这个战死的纪成，也极有可能是吕泽部将。从纪成之死可以看出，吕泽部在定三秦战争中打得相当艰辛。
汉二年，刘邦率五诸侯兵东击彭城时，吕泽先将兵攻陷砀。砀为梁楚交会地，楚国在此的势力或相当可观。汉元年，楚为阻汉东进，曾派兵于阳夏阻拦。而阳夏又是吕泽、靳强熟悉的地域，故吕泽于此地作战当进展顺利。如果王吸是吕臣之部下，吕泽部有可能是从武关一路东进的。这个推测，与王陵将兵据南阳的纪录吻合。曹参的战功簿上也有等击攻砀得手之记，当是与吕泽有协同之功。曹参很快就离开砀，继续东进攻彭城、萧等地，砀则由吕泽留守。吕泽之守砀，讲明砀为刘邦重视。因为刘邦早年即起兵于此，后又受楚怀王之命为砀郡长，他当视砀为其命根子。项羽分封，将梁地据为己有，无异即是剜刘邦的心头肉。此时刘邦任吕泽攻陷砀并经营于彼，显然有将其经营为凭据地的意图。也多亏吕泽在砀有所经营，后刘邦彭城败退至下邑，得吕氏助乃能再度振兴。刘邦收拢残部与项羽相持于荥阳之初，吕泽或仍在砀地。日后，项羽攻陷邑，预计吕泽不能当其锋，便退至荥阳与刘邦汇合。项羽攻克下邑的具体时间不详。据《黥布列传》，项羽击下邑的时间是黥布反后，时间或在汉二年及汉三年之交。果真如此，则其后，吕泽当与刘邦一同在荥阳作战。此年之中，刘邦回关中灭章邯，而此役似有吕泽队伍加入，章邯就是受擒于丁复部下朱轸。经此一役，关中获得彻底安宁。此前，汉军击楚全力出击，曹参、周勃、樊郦滕灌都出关了，而章邯仍然盘踞在废丘，成为关中的心腹之患。很难想象，刘邦会置章邯于掉臂，其一定部署了足以制约章邯的人选，这小我私家选为谁，已没有任何质料可借鉴，只能从《元勋表》分析推测。时有陈豨者，为入关封侯的为数不多之人，据《淮阴侯列传》韩信语，其素为刘邦所重，且没有质料证明其曾随刘邦出关击楚。如果要推镇守关中的最美人选，首先就是陈豨，其次是丁复。丁复入汉并未封侯，甚至连封君都没有，但其有虏塞王之功，可能受提拔。而且日后章邯由其部下朱轸擒获，则可能是在获得刘邦等人的增援后取得的战绩。陈、丁二人都可能是吕泽的部下，由他俩人配合肩负关中军务，可能性亦甚大。因此，吕泽队伍是加入了关内最后之战的，但吕泽本人或因据守下邑而没有加入。而到了陈、丁二人建大功之后，他们已经是相对独立的队伍了。尤其是陈豨，日后可能与吕泽没有任何联系了。其时吕泽在今河南一带，而陈豨北上击魏、代、赵，在今山西、陕西、河北一带，均为黄河以北，陈、吕彻底脱离了关连。
汉三年，楚围荥阳急，刘邦在纪信的掩护下跳出楚之困绕。而吕泽肯定没有随同刘邦潜逃，而是与魏豹、周苛等人留守荥阳。关于这一点，只有《惠景间侯者年表》中博成侯冯无择的劳绩条下透露了一丝信息，其曰“力战奉卫悼武王出荥阳”。那么，吕泽的最后突围，当是在刘邦出逃以后、荥阳陷落之前的事。其时的情形当是岌岌可危的危急，故需要力战才气脱身。
此年靳歙战功累累，而靳歙原本或为吕泽所辖，而到汉三年便开始独立作战，成为刘邦阵营的重要机动力量。值得注意的是，靳歙在赵地作战的战功前常有一“从”字，其所从何人，史无明证。以司马迁的笔法，所谓从击某而无特指时，往往是从刘邦。而刘邦于其时与项羽相持于荥阳一带，其脱身击赵的可能性不存在。如果其所从为韩信，《史记》并不避韩信，如灌婴、曹参多次从韩信作战。则靳歙所从何人，就成为一大悬案。再凭据其未加入击魏与击齐战斗，基本上可以排除其从韩信的可能。靳歙的作战呈独立性质，似与有案可稽的任何人都不相干，其所从之人必是一职位高于他的人。靳歙也是入汉前就受封侯之人，与陈豨同。而恰好他又是与陈豨同为起于宛朐者，很可能在其击赵地一带时，受辖于陈豨。果真如此，则陈豨之劳绩又要写上重重一笔。而吕氏体系的劳绩也要写上重重一笔。只是在此之后，靳歙也成了一支独立队伍，成为刘邦团体重要的机动力量，届时其战功不得与吕泽或陈豨有任何牵连，故不在此文讨论之列。
汉四年，吕泽在楚汉战争中之劳绩最大者，或当属灭齐与扑灭龙且之战。《史记》将扑灭龙且之功完全划到韩信与灌婴等名下，但实际上，加入战斗者远不止韩信所部。依《汉书·陈胜项籍传》，楚军援齐之主帅为项羽之从兄子项它，项它为上将，龙且为裨将，此说当有所据。只是到了《史记》中，消灭龙且部的全部劳绩都归了韩信。但就《元勋表》来看，击破龙且则远不是韩信一人之功。阳都侯丁复就“属悼武王杀龙且彭城”，高陵侯王周“以都尉破田横龙且”，肥如侯蔡寅“以车骑都尉破龙且及彭城”，此为非韩信部击龙且的旁证。而韩信部击破龙且的证明也不少，除曹参、灌婴传外，《元勋表》明确纪录，中水侯吕马童“以司马击龙且”，乐成侯丁礼“以都尉击籍，属灌婴，杀龙且”。看来，击破龙且之战要成悬案。有一种可能性，即扑灭龙且是两支以上军队协力的结果。汉五年，击灭临江王共尉事，就分属于刘贾、卢绾和靳歙两个部门，且无隶属关系。尤其是共尉之擒及献俘均为靳歙，则刘贾在此役的隶属职位及配相助用显而易见。龙且的覆灭或与此情况相类，为韩信与吕泽部相助的结果。此年，汉已肃清了楚的周边势力，与楚决战的时机接近成熟。而与楚决战的前提是最大限度地削弱楚军主力。及龙且以脱离项羽掌握且兵员众多，刘邦团体一定会认为一旦聚歼该部，将极大地攻击楚军。于是，刘邦部的重要队伍都加入到灭齐及灭龙且之战，就屡见不鲜了。曹参、灌婴此前均不属韩信，而到了汉灭齐与歼龙且的会战时，两人的队伍均归韩信统辖，即为其证。此年，丁复以大司马击项羽军于叶，刘邦部以大司马署官者仅见于此，说明吕泽队伍系列即便在楚汉战争中也具相当的独立性。曲成侯蛊逢此年击项羽军于陈。以上丁、蛊二年的事迹也可能是汉五年事。值得一提的是，位次于汉初十八元勋的蛊逢（又作虫达），入汉时仅为二队将，除击三秦与击项羽于陈外，并无其它事迹，而其受封四千户，远在傅宽、周昌、王吸之上，其于楚汉战争阶段战功甚多当无疑问。
汉五年垓下之战，不详吕泽本人加入否。但从刘邦因败于项羽，而召集所有方面的武装加入会战的情况来看，吕泽加入的可能性不小。
总而言之，吕泽部在楚汉战争中的劳绩不小，且随着刘邦阵营的扩大，吕泽部也分化成几支独立队伍。陈豨部主要在北方作战，加入了定代、魏、赵、燕之战；靳歙部成为刘邦阵营中最重要的机动队伍，战功累累；丁复可能加入了镇守关中及击龙且的会战；傅宽于汉四年前后增补到韩信的队伍之中；吕泽自己也应该有一支队伍。吕泽在汉定天下后被封为周吕侯，死后谥为令武，讲明其作战方面的特长。
四、刘邦对吕氏劳绩的酬谢形式
按上文所论，吕泽在刘邦定天下的历程中劳绩很大，但他获得的酬谢似有过低之嫌。是不是刘邦太寡情薄义了？这个问题似乎在其时已被巧妙地解决了。刘邦在灭秦后，被封为汉王，这里虽然有吕氏的一份劳绩。按吕泽在反秦战事中的劳绩，其不被封王，已是不平，对此，刘邦自有一套措施让其心服。吕泽至霸上，即被封侯。他的劳绩不是封侯所能解决的。因为他可能的部下陈豨、靳歙也封了侯。于是，刘邦又封吕泽之父吕公，也就是刘邦的岳父为临泗侯。须知，在众多有功将领都没有封侯的情况下，给无尺寸之功的吕公封侯，即是是给了吕氏一帖慰藉剂。
这种做法是有前例可循的。项梁战死后，楚怀王主持楚国军国大计，收吕臣军而有之。就在这个时候，他封未有尺寸之功的吕臣之父吕青（《元勋表》作吕清）为令尹，职位反在反秦有大功的吕臣之上。吕臣居然也安之若素。汉定天下后，吕清降汉，受封为新阳侯，而刘邦的老上级、老战友吕臣，却只能世袭其父的爵位（《汉书·高惠高后文元勋表》）。这充实说明，这种做法在其时是能行的通的。平定天下后，吕泽之弟吕建成，基础没有什么劳绩，也被封侯，这也是对吕氏在战争中的孝敬的一种酬谢形式。
顺便说一下，有关吕公嫁女与刘季之事，史称其慧眼识英雄。其实这个传说可能是吕太后抬高自己的一种宣传。因为吕太后之妹吕须，就嫁给了樊哙。而樊哙的身世，一狗屠而已。可见吕后嫁刘，并没让刘占到什么职位上的自制。但吕氏家族人丁兴旺，或为日后刘邦成大业极有资助。从《元勋表》可以看出，吕姓封侯之人为数不少。尽管不能说这些吕姓之人均是吕泽一宗，但其身世地望均为丰沛，则其为一族是可能的。
五、汉初政治与吕氏的结局
笔者以为吕泽在秦楚之际劳绩甚大，但吕氏之功有几处不行解。若依笔者所论，吕泽之功都足以封王，而其生前并没有享受封王之荣耀，直到其死后很久，才由吕太后追封为悼武王。因此在笔者所论中，如同《史记》将一些不完全属于韩信、曹参的劳绩收归二人所有那样，肯定也会将一些原本不应属于吕泽之功归到了他的名下。这是因为史料阙如，而无可奈何的事。考虑到其部下丁复、蛊逢受封户数之多，作为主将的吕泽则有低封的遭遇。据有关纪录，刘邦开国后有废太子改立戚夫人所生子如意的计划，压低吕氏劳绩或与此有关联。而最终刘邦未能如愿以偿改立太子，也与吕泽的战功及其属下众多有关。
尽管汉初更换太子事件中听说甚多，但此事肯定是有的。刘邦以太子刘盈孱弱为虑，欲以戚姬所生子如意替代之，遭到众大臣的一致阻挡。在这种广泛的阻挡声中，是否有吕氏的影响在内，值得考虑。《留侯世家》记张良闭关修练以制止为此事亮相，因遭吕后兄吕建成的劫持而开关主持其事。因此，吕氏家族肯定动用了一切手段，力图保住刘盈的太子之位。而刘邦方面又不得不考虑吕氏的势力，从而使自己的计划彻底落空。因此，吕泽的薄封，就可能是刘邦在立嗣之争时出于权宜考虑的结果。应该看到，由于配合加入了反秦及楚汉战争，吕泽与刘邦阵营的众多武将有着相当深厚的情感，各人也愿意为老战友抗颜犯上。但事成之后，尤其是吕太后执政时期，吕氏家庭的势力骤然膨胀，则使得原本不错的同僚关系终于恶化，最终造成吕氏灭族。
吕太后称制时期，以吕代刘的用心已绝不掩饰，而刘邦给众部下的膏泽始终存在，这就造成了以拥吕照旧拥刘的两大政治团体。吕太后大封吕氏子弟，其家族称王者达三人之多，而且又有多人寸功未有，得以封侯。此等行径肯定要惹恼为汉家打天下赴汤蹈火的已封元勋和未及封侯的战将（华文帝时，又对加入战争的武官论功行封）。据说刘邦去世时，吕后曾动了诛杀大臣的念头，这肯定会使众大臣对吕太后离心离德。吕太后害死三个赵王的罪行，无疑给刘邦的老部下心中留下了巨大的恐慌。待吕太后本人去世，朝廷大权落到了吕氏子侄手中，众元勋肯定担忧三赵王的悲剧会在自己身上发生，于是，众人协力灭了吕氏。灭吕氏之后，为了消除吕氏的影响，汉朝廷上下或开始将吕氏的战功从史册中有计划地删除。最终造成了史料的残缺。
也许有人会说，同样是卷入政治纠纷，同样是史料明显残缺，为什么同为政治斗争的失败者韩信的劳绩并未受到削弱，而独独缺了吕氏之功。这里的原因可能是，韩信等人的罪名，纵然在其时也是不被普遍接受的，至少是一种将信将疑的状态。从有关汉初谋反事件与史料的关系，似能理出一个大致脉络，即通常可以有确凿事实的反叛，其人之功多从史料中略去，而只是怀疑其叛者，则多保留了他们的劳绩。可以确认的反叛有韩王信、黥布及陈豨，这三小我私家在楚汉战争中的劳绩就不见了。可以肯定，此三人能获得重用，乃至封王，如无大功是不行能的。从其反叛后，刘邦亲自挂帅出征一事来看，这三人的作战能力也是相当强的，以至于刘邦不敢掉以轻心。至于卢绾之反，亦属真实，也不见其有什么具体劳绩被纪录下来，其情况与前述三人又有区别。其传记资料中已明确说是因为与刘邦关系好而封王，则其原本就劳绩甚小，不得与前三人模拟。反观韩信与彭越，其是否反，则难说的很，其罪名多数是莫须有，不足为凭。故官方档案中没有削删他们的劳绩。尤其是韩信，他的死罪原本有冤屈的身分，故朝野上下默认了他的劳绩，不仅使其战功得以在劳绩薄上体现出来，甚至于还可能将其它政治斗争失败者的劳绩合并到他的名下。好比今天我们看到的《史记》，就把定魏、定代、定赵、定齐之功全归了韩信，而《元勋表》并不支持这种纪录。之所以要说这些关联不大的人和事，只是为了说明汉代因政治斗争的关系，存在削删档案的事实。那么，众元勋协力灭了吕氏，对于吕氏在战争时期的劳绩予以有计划的削删，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于是，造成了今人对吕氏在战争年代中做过孝敬一无所知。以上看法当否，还望有识见教。
（原载《徐州文史资料》19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