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文化
宗教。
曹操崛起于北方，其所遵循的思想和接纳的政治措施，皆为名法之治而重道德名节，从而影响了整个时代。
在思想理论上，体现道法结合的刑名之学，曾一度占据主导职位。
魏晋之际，道法的结合逐渐趋于破裂，以道家思想为骨架的玄学思潮，开始扬弃魏晋早期的名法思想，转而批评儒法之士。
这样，魏初在道法结合的基础上形成和生长起来的玄学，进一步获得强化。
西晋后期，玄学思潮同极端生长。至此，玄学所主张的放达，无论从理论上，照旧从行为上，都对封建政权组成破坏瓦解的作用，故引起玄学内部及儒家学者的不满，从而掀起对道家和玄学的批判思潮。
东晋时期，释教的流行，特别是般若学的生长，在很洪流平上是借助于道家、玄学的思想、语言及要领，故泛起玄佛合流的趋向。
因此，这一时期的儒家学者，除继续批判道家、玄学外，又以儒家的入世主义和人文传统批评释教。
他们站在维护儒家名教的立场上，划分从经济、政治、思想、文化、伦理等方面清算释教的影响，力图恢复儒学的正统职位，但都缺乏足够的理论系统和缔造性。
与此同时，促进儒道释融合生长，批判的思想兴起。
特点
⑴科学技术成就突出。如祖冲之的圆周率的盘算，郦道元的《水经注》等。
⑵思想界异常活跃。玄门系统化，释教和反佛斗争猛烈，佛儒道三教开始泛起合流的迹象，文学、绘画、石窟艺术等打上了释教的烙印。
⑶体现民族融合的特色。具有代表性的文化和成就，体现民族特色和差异的民族气势派头。
⑷带有破裂盘据的烙印。此时期中国社会处于破裂盘据的状态下，差异的地域文化，带有差异的特点，具有明显的差异，尤其是南北文化差异很大，南北民歌气势派头迥异。
成就
中国古代小说有两个系统，即文言小说系统和白话小说系统。魏晋南北朝时期，只是文言小说。
这时的小说可以统称之为条记体小说，接纳文言，篇幅短小，记叙社会上流传的奇异故事，人物的逸闻轶事或其只言片语。
在故事情节的叙述、人物性格的描写等方面都已初具规模。作品的数量也已相当可观。但就作者的主观意图而言，还只是当成真实的事情来写，而缺少艺术的虚构。
它们还不是中国小说的成熟形态。中国文言小说成熟的形态，是唐传奇，白话小说成熟的形态，是宋元话本。
从魏晋开始，历经南北朝，包罗唐代前期，是中国文学中古期的第一段。
综观这段文学，是以五七言古近体诗的兴盛为标志的。五古在魏晋南北朝进入热潮，七古和五七言近体在唐代前期臻于壮盛。
魏晋南北朝期间，文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文学的自觉和文学创作的个性化，在这些变化中是最有意义的，正是由此引发了一系列其他的变化和生长。
这期间，宫廷起着焦点的作用，以宫廷为中心，形成文学团体。团体内部的趋同性，使文学在这一段时间内，泛起出一种群体性的气势派头，另一段时间又泛起为另一种气势派头，从而使文学生长的阶段性，相当明显。
文学团体内泛起了一些杰出的作家，如曹植、阮籍、庾信等，但成就最高的陶渊明却不属于任何团体，泛起山水田园的气势派头，崇尚自然。
魏晋南北朝文学，对两华文学的继续与演化，在五言古诗和辞赋方面痕迹最明显。
文人在学习汉乐府的历程中，将五言古诗推向岑岭；抒情小赋的生长及其所接纳的骈俪形式，使汉赋在新的条件下获得生长。
文学自觉的标志，从人物品评到文学品评，从文体辨析到总集的编辑，文学理论体系的建设。
新的文学思潮，魏晋南北朝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相对于文学创作异常地繁荣。
（曹魏）曹丕《典论·论文》、（西晋）陆机《文赋》、（梁）刘勰《文心雕龙》、（梁）锺嵘《诗品》等论著以及（梁）萧统《文选》、（陈）徐陵《玉台新咏》等文学总集的泛起，形成了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岑岭。
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论著中，可以看到一种新的文学思潮，这就是努力将文学从学术中区分出来，进而探寻文学的特点、文学自己的分类、文学创作的纪律，以及文学的价值。
在汉代，儒家诗都占统治职位，强调诗歌与政治教化的关系，诗歌被视为“经为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民俗”（《诗大序》）的工具。
至于诗歌自己的特点和纪律，并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魏晋以后，诗学挣脱了经学的束缚，整个文学思潮的偏向也是脱离儒家所强调的政治教化的需要，寻找文学自身独立存在的意义。
这时提出了一些崭新的看法和理论，如风骨、风姿、形象，以及言意关系、形神关系等，而且形成了重意象、重风骨、重气韵的审美思想。
诗歌求言外之意，音乐求弦外之音，绘画求象外之趣，种种文艺形式之间相互相同的这种自觉的美学追求，标志着一个新的文学时代的到来。
魏晋南北朝的文学创作，就是在这种新的文艺思潮的影响下展开的，同时它也为这种文艺思潮提供了赖以发生的实践依据。
这个时期文学创作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服务于政治教化的要求削弱了，文学酿成小我私家的行为，抒发小我私家的生活体验和情感。
赋，从汉代的大赋演化为魏晋南北朝的抒情小赋，即是很有代表性的一个转变。
五言古诗，在汉末蓬勃兴起。南朝梁昭明太子萧统的《古诗十九首》，被后人奉为圭臬。
今后曹植、王粲、刘桢、阮籍、陆机、左思、陶渊明、谢灵运、鲍照、谢朓、庾信，虽然选取的题材差异、气势派头差异，但走的都是小我私家抒情的门路，他们的创作也都是小我私家行为。
其中有些政治抒情诗，抒写政治生活中的怨愤不平，也并不带有政治教化的目的。
至于梁陈宫体诗，虽然出自宫廷文人之手，也只是供宫廷娱乐之用而已。
诗人们努力的偏向在于诗歌的形式美，即声律、对偶、用事等语言的技巧，以及格律的完善。
正是在这种趋势下，中国的古诗得以完善，新体诗得以形成，并为近体诗的泛起做好了各方面的准备。唐诗就是在此基础上到达了岑岭。
三教相互渗透，尽管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文化的生长趋于庞大化，但儒学不光没有中断，相反，却有较大生长。
孔子的职位及其学说，经过玄、佛、道的猛烈攻击，脱去了由于两汉造神运动所添加的神秘身分和神学外衣，开始体现出越发旺盛的生命力。
魏晋南北朝的学术思潮和玄学思潮来说，都在一定水平上反映了其时一部门知识分子革新、生长和增补儒学的愿望。
他们不满意把儒学凝固化、教条化和神学化，故提出有无、体用、本末等哲学看法来论证儒家名教的合理性。
他们虽然提倡玄学，实际上却在玄谈中不停渗透儒家精神，推崇孔子高于老庄，名教切合自然。
此时期，虽然泛起儒佛之争，但由于儒学与政权结合，使儒学始终处于正统职位，佛道二教不得不向儒家的宗法伦理作认同，逐渐形成以儒学为焦点的三教合流的趋势。
南北朝时代，在思想文化领域泛起了差异于两晋时期的新形势，玄学思潮归于寂静，佛道二教继续生长。
释教大量译经，广泛流行，渗透到政治、经济、社会、民俗及文化的各个层面。
儒学面临严峻挑战。由于释教的急剧膨胀，使原来儒、玄、佛、道的相互关系及其历史花样发生新的变化。
儒家学者在思想、文化上的批评焦点，由老庄玄学转向释教，泛起了大批反佛思想家和批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