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弹劾，范仲淹上奏宋仁宗解释说：“臣所以勉励黎民宴游湖上，寺院、官府大兴土木，其用意正是借有余钱可花的黎民，嘉惠贫苦无依的穷民，使得靠出卖劳力生活的黎民，能依赖官府与民间所提供的事情时机生活，不致背井离乡，饿死荒原。”
范仲淹阻挡奢侈之风，更阻挡大兴土木。可当发生严重灾荒之际，他却冒着被劾之风险，力倡兴工造作，藉以刺激生产、增加就业。范仲淹惊世骇俗的荒政，最终促使经济苏醒，变被动救荒为主动兴利。
围绕范仲淹的弹劾事件一直延续至这一年的秋天。这年全国的大饥荒，只有杭州一带的黎民没有受到严重的灾害。事实证明了范仲淹的英明决断，弹劾风浪也就此平息。
皇祐二年（1050年）秋，范仲淹在杭州会见了前来造访的王安石。此时王安石在鄞县为知县，惠临川省亲后返回鄞县途中，专门绕道杭州，去参见范仲淹。这是二人仅有的一次晤面。
王安石的《临川先生文集》有《上范资政先状》《上杭州范资政启》《谢范资政启》三文，有相关纪录。
杭州任职期间，范仲淹对手下的人都有所推荐，不少人获得了提拔或晋升，各人对他都很满意。
但是，有一个叫苏麟的官员，因担任巡检，经常在外，一直没有获得提拔。当他见到自己周围的同事，无论职位比自己高的、低的都一个个获得了升迁，而自己却没人理睬，心里很不是滋味。他担忧自己可能是被这位范大人遗忘了。怎么办呢？直接去找范大人吧，是去争官位，又未便说。不说吧，心里又很不平衡。为此，他心情很是极重。
一天，他终于想出了一个委婉的措施来，这就是写首诗去向范大人请教，实际上去提醒他：千万别忘了自己！想到这里，苏麟拿出纸认真地写了首诗，并将诗句呈给了范仲淹，很虚心地请他见教。
范仲淹收到苏麟的诗，只有两句：“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易为春。”
别看只有短短两句，范仲淹一看就明白了其中的意思：“看来这个苏麟是在发牢骚说在我身边的官都被重用了，唯独自己可怜兮兮地远在异地所以没法沾光。是呀！我怎么能把他忘了呢？”
很快，苏麟获得了提拔。
“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易为春”的意思是，靠近水边的楼台因为没有树木的遮挡，能先看到月亮的投影；而迎着阳光的花木，光照自然好得多，所以发芽就早，最容易形成春天的景象。这两句诗写得很蕴藉，它借自然景色来比喻因靠近某种事物而获得优先的时机。
这两句诗厥后就流传开了，经过压缩也形成了成语“近水楼台”，不外徐徐有了些贬义。这是语言生长历程中的变异。近水楼台，往往用来讥笑那种利用某种方便而获得利益的情况。在流传中，“易为春”也经常写作“早逢春”。
范仲淹在杭州任职的时候，政闲之余也曾泛舟湖上，遨游灵竺，钱江观潮，留下一些优美的诗句。
《和僧长吉湖居五题其一·湖山》：
湖山满清气，赏心甲吴越。
晴岚起片云，晚水连初月。
渔父自得归，歌诗轻易发。
《和僧长吉湖居五题其二·水月》：
千寻月脚寒，湖影净于天。
忽如常娥宫，俯仰见婵娟。
更约中秋夕，长津无寸烟。
《和僧长吉湖居五题其三·筠亭》:
为爱碧鲜亭，入夏叩叩至。
台榭竞生烟，独占清凉意。
高冈凤不来，幽人此陶醉。
《和僧长吉湖居五题其四·风笛》：
风引湖边笛，焉知非隐沦。
一声裂云去，明月生精神。
无为落梅调，留寄陇头人。
《和僧长吉湖居五题其五·渚莲》：
武陵谁家子，波面双双渡。
空积心中丝，未成机上素。
似共织女期，秋宵苦霜露。
范仲淹一生与释教高僧交往极多，如琴中知音日观大师善昇，灵岩寺定慧大师宗秀，释文光和广宣大师，真上人，越僧长吉，常熟顶山寺僧，金山寺识上人，虎丘长老等。仲淹每到一处必广游寺院，结交僧徒，与许多诗僧多有唱酬。
范仲淹的佛学素养，更是登堂入室。他在宣抚河东途中，偶获一卷佛经，立即识别出乃宋初刊刻《大藏经》之外，他对佛典的熟悉水平和博闻强记令人惊讶。早年，范仲淹曾在邹平醴泉寺借读，师从高僧攻习儒学。他在《上执政书》中云：“释道之书，以真常为性，以清静为宗，神而明之，存乎其人。”
范仲淹的学术思想融合了释教许多有益的因素。
宋学是汉学的厘革，一反汉儒章句训诂之学，转向研究经典的义理，到达通经明理而经世致用的目的，追求内圣外王的最高理想。为此，它回应魏晋以降佛道的挑战，融儒道佛于一炉，组成“致宽大而尽精微”的博大精深的宋学，演酿成中华传统文化的主流。
在这次文化大厘革中，范仲淹以其卓荦特殊的智慧才气与人格力量，披荆斩棘，拓荒开路，不仅自己取得显著的学术成就，而且导引及影响了建设宋学的大批精英。
范仲淹对宋初三先生胡瑗、孙复、石介，有着直接的教导、识拔之功；对著名思想家李觏、张载有教导、识拔之功；主盟文坛的欧阳修、诗人苏舜钦、古文学家尹洙、书法家苏舜元等，范仲淹与之皆有过从甚密的友谊；对跻身唐宋八各人的王安石、曾巩，他也有过鲜为人知的赏识、援引与交往；司马光、苏轼等对他更是极为推崇。
在北宋思想文化学术界，范仲淹开宋学学风之先，辟宋学治学之路，是德高望重的领袖人物，正是从这一意义上说，他是当之无愧的宋学开山。
那边潮偏盛，钱唐无与俦。
谁能问天意，独此见涛头。
海浦吞来尽，江城打欲浮。
势雄驱岛屿，声怒战貔貅。
万叠云才起，千寻练不收。
长风方破浪，一气自横秋。
高岸惊先裂，群源怯倒流。
腾凌大鲲化，浩荡六鳌游。
北客观犹惧，吴儿弄弗忧。
子胥忠义者，无覆巨川舟。
这首《和运使舍人观潮·那边潮偏盛》诗，范仲淹借着写钱塘江的气势磅礴，抒发自己内心的情怀。大潮来得凶猛，“北客”看到这奇观，很是畏惧，认为这大潮是要摧毁一切。而南方的吴人，却在江里无忧虑地摆弄船只。
汹涌的大潮、辽阔的江水，才气使大鲲和大鳌畅游无阻。大风大浪是推动事物向前生长的条件，是自然规则。范仲淹当初推行“庆历新政”，就是为了社会向前生长。
他借大潮的自然现象，说明自己在革新大潮面前，无所畏惧。他是吴人，自比“子胥”忠义，申饬“北客”（暗指政敌），并非要推翻朝廷，而是顺应时代的生长的潮水，革新是一定的。
范仲淹胸中的波涛，也如钱塘江气势磅礴，他要将忧患天下冲刷去，建设“乐与人共”的理想社会，这是他终身的理想。
但是同时，晚年多病的范仲淹，面对宽阔的钱塘江，心忧着国家的命运，其中也暗含着感伤、无奈。“谁能问天意？”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何时苍天能资助北宋朝廷呢？范仲淹没有答案。
皇祐三年（1051年），范仲淹升为户部侍郎，调往青州任知州。正逢河朔饥荒，范仲淹又乐成地运用在浙西之策，既平抑粮价，又资助青州黎民渡过青黄不接的艰难时光。
不久，因冬寒病重，范仲淹请求至颍州（今安徽阜阳）。在范仲淹患病时，宋仁宗便经常派人送药慰问。
皇祐四年（1052年）正月，朝廷调范仲淹任颍州知州。前往颍州路上，行至徐州时，范仲淹因病重停留。
五月，范仲淹感受大限将至，便向宋仁宗呈上《遗表》，念念不忘仍是社稷久远，邦国兴衰。他以将死之言规劝仁宗：“伏望陛下和谐六气，会聚百祥，上承天心，下徇人欲。明慎刑赏，而使之必当；精审命令，而期于必行。尊崇贤良，裁抑侥幸，制治于未乱，纳民于大中。”
范仲淹还对“事久弊，则人惮于更张”深感忧虑，对自己“功未验，则俗称于迂阔”深表遗憾。但对于自己身后之事，范仲淹却只字未提，保持了一生坚守的大忠和大节。
范仲淹经天纬地之才用之未尽，忧国忧民之志屈而未伸，他的遗憾是泣血的遗憾，正如韩琦在《范文正公奏议序》中叹息：“不幸经远而责近，识大而合寡，故其言格而未行，或行而复沮者，几十四五。”真是未了之英雄，至性之君子！
五月二十日，范仲淹在徐州与世长辞，享年六十四岁。范仲淹晚年拿出毕生积贮修建范氏义庄，自己却独无余资，病逝后穿着旧衣下葬，连丧礼都是友人凑钱举办的。
十二月，范仲淹葬于河南洛阳县尹樊里万安山下。
范仲淹病逝后，宋仁宗嗟叹悲悼许久，又遣使慰问其家人。下葬之后，仁宗亲自题写范仲淹墓的碑额为“褒贤之碑”，加赠兵部尚书，谥号“文正”。后经屡次加赠为太师、中书令兼尚书令，追封楚国公。
靖康元年（1126年）二月，宋钦宗“褒赠近世名臣”，特赠范仲淹为魏国公。
五百九十年后，清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康熙帝颁诏“以宋臣范仲淹从祀孔庙”，称“先儒范子”。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又允许其从祀于历代帝王庙。
从寒门孤儿逆袭成千古名相，再到天地间最高级人物，范仲淹文能治世、武可安邦，是一位堪称完人的肱骨之臣，世所稀有。
范仲俺有自己励志而又传奇的一生，活成了天下念书人的模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