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雎到达秦国，恰恰顺乎其时战国政治、军事生长之局势，所以才会在秦国如鱼得水。秦国如果没有范雎，也许会是另一番景象；或者如果范雎获得了其他国家——诸如齐国——的重用，也许秦昭襄王仍是羸弱无力的君王，别说统一不了诸侯国，权力尽失也未可知。虽然，历史不能假设。而在此时，所有问题的焦点不在于是范雎造就了其时的战国，照旧其时的战国造就了范雎，而在于范雎到达秦国受到重用之后，使得一切都发生了改变。
但在此之前，范雎还需要接受秦王的考核。如同他辗转来到秦国的经历一般，他能够获取秦王考核的资格，也可以说是一波三折。其基础的原因，就在于秦王对于所谓的才士俊杰并不信任。而获取他的信任，无疑成为范雎眼下最应该做的事情。
时为秦昭襄王三十六年，这代表秦昭襄王已经做了36年有名无实的君王。虽然他知道自己才是正统的国君，奈何宣太后实在是巾帼不让须眉，在她的领导下，秦国的国势不停强盛。特别是白起领军后，往南，秦军不停攻伐楚国，力拔鄢、郢两座重镇，幽死楚怀王于秦，楚国元气大伤，不敢与秦国相抗；往东，齐国虽然强盛，却在秦军的攻击下节节败退，就连曾经一度风云天下，震慑九州的魏、韩、赵“三晋”之兵，也被秦军打得无还手之力，使魏、韩二君俯首听命于秦国。天下之大，唯有赵国还能够勉强和秦国在军事上作对。
所有这些迹象在体现出秦国的强盛之时，也间接证明了宣太后政治势力的坚如盘石。
秦廷上下虽人才济济，在战国舞台上风物无限，但却是由泾阳君、华阳君、高陵君以及魏冉“四贵”掌权，内部一片土崩瓦解。他们为了独揽朝纲、独霸朝局，屡次攻击和自己意见相左的人，甚至是秦昭襄王的亲信也朝不保夕。
为了淘汰和宣太后等人的摩擦，制止秦国政局的动荡，秦昭襄王决意韬光养晦、厚积薄发。于是，秦昭襄王整日深居宫中，“宁愿宁可”被权臣贵戚所困绕。只有在国家重大事件，非要大王进场之时，才勉强出去应付。
反观其时的战国局势，活跃在战国时期政治舞台上的谋士说客多如过江之鲫，难免鱼龙混杂、良莠不分。有的人确有其才，能够让国家在政治上左右逢源，在军事上攻无不克；有的却只是徒有虚名，甚至是为了混口饭吃，而随处骗取钱粮。他们都有一个共性：有三寸不烂之舌。没有这个优点，很少人能够接受他们。恰如白起，不善言辞，不懂政治，如果没有魏冉的举荐，纵然再有才气也只能泯然众人矣。
因此，一时之间，不只是秦王，许多秦国上层统治团体中的重要人物，对来自诸侯各国的来宾辩士并没有几多好的印象，以为其中无信者居多。也正是这个原因，魏冉才会在半路上盘查王稽等人，让范雎对他生出了更大的嫌隙。
范雎也知道秦国此时的情况，所以对于前途之多艰，也做好了心理准备。
秦国的未来、秦王的命运，就在一次又一次与范雎的失之交臂中不停地浮浮沉沉。
范雎难以在第一时间获得秦王召见，并受到重用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王稽。
因为王稽此人，在秦国的职位，相比一般的王公大臣，实在是微不足道，派他出使魏国，足可见秦国对于魏国的轻视水平。王稽很少有时性能够接近秦王。
范雎也知道这个情况，只是他欠美意思点破。心中暗想，只要自己想措施走进秦王的视野，只要秦王能够开恩相见，凭借自己的韬略智慧，定然能够让秦王另眼相看。
正当范雎准备亲自动手、自力重生之时，秦王颁布谕令召见王稽。王稽遂向秦王汇报前去魏国出使的情况，完事之后，见王稽还不愿离开，秦王正自奇怪。王稽遂说道，此次自己出使魏国，虽然在外交上平淡如水，但却并不是没有几多收获。因为这一路过来，他阅人无数，竟然叫他觅得了一个天下奇才，名字叫张禄。只要他能够获得秦国的重用，秦国的国力定然能够蒸蒸日上。
这一席话并没有几多出彩之处，所以也没有引起秦王的任何兴趣。为了不失掉王稽的面子，秦王遂让他给范雎部署一个住处，有时间自己再去召见他。
于是，范雎便决意放心期待下去，然而这样的期待历程，竟然在转眼间连续了一年多的时间。
范雎觉得，当初秦王只是在搪塞王稽，自己这样等下去也是徒劳，只能孤注一掷，用言语激秦王赐见。这一日，范雎求人向秦昭襄王举报家门，说道：“现有魏国张禄先生，如潜龙下凡来到秦国，才气恣肆、思维敏捷、智谋出众，为天下辩士，特地前来朝见秦王，辅佐秦国完成千秋霸业。”
此外，范雎还进一步称述，其间不乏危言耸听的味道：“秦国势如垒卵，失张禄则危，得张禄则安。”然而天机不行泄露，更不足为外人道也，因此，范雎要说的大部门要害，只可以劈面和秦王说，不行以让人代为转达。
可惜了范雎的一片苦心，因为秦昭襄王的价值观已经形成，对于天下策士辩客，他没有半分信任，只是以为他们都是欺世盗名之辈，因此，任你有千条妙策，他就是不闻不问。就这样，范雎的投效之心，再一次付于流水。和往日一样，范雎继续住在下等客舍，粗茶淡饭，在焦虑急躁中过活如年，转眼又一年时间已往了。
周赧王四十五年（公元前270年），是范雎到达秦国的第二年。这两年时光，范雎虽然都在艰难的期待中渡过，但是他的时间并没有就此白费。他利用时间，阅读天下文籍；经过王稽的介绍和自己的视察，对于天下局势也了如指掌；时常和王稽辩说，每一次都让王稽唏嘘不已。只可惜，王稽在这两年的时间内，也很少见到秦王。纵然他再怎么有心想要向秦王推荐贤才，秦王却不给他时机，也不会有什么用处。
范雎见此，开始时另有一些灰心，但是久而久之，也就习惯了。昔日商鞅来到秦国，不也是历经妨害才终于和秦王相见吗？只是那时候不是秦王考察商鞅，而是商鞅在考量秦王的变法决心和礼贤下士的恳切。
然而，许多事情都是这样：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正当范雎在秦国国都咸阳大街上了解民情之时，一个消息的传来给范雎攻击政敌提供了借题发挥的时机。原来，这一日秦国竟然贴出通告，说秦国即将攻伐东方齐国的刚、寿。这让范雎大吃一惊，这秦王怎么会如此糊涂呢？齐国远在东边，中间还隔着三晋之地的魏国、赵国，搞欠好会落得个两面夹击，纵然攻克了齐国，也不外是为他人作嫁衣。
回去向王稽一探询，范雎的疑惑轰然解开。原来，这个谕令的颁布，并不是秦王的意思，而是魏冉自作主张，因为陶山是丞相魏冉的封邑，旁边就是齐国的刚、寿，丞相魏冉此举，就是为了扩大自己的封地。
时机就这样降临到范雎的身上。经过两年时间的考察，范雎基本上了解了秦王的性格特征、服务气势派头以及内心深处的想法。这也让他暗自庆幸：当初没有贸然指出魏冉和宣太后等人的不是，如果其时自己一到秦国便锋芒太露，不仅宣太后势力团体不会饶恕自己，就连秦昭襄王说不定也会献出自己，向其母后体现忠心。然而经过这两年时间的变换，魏冉等四贵越发目无王法，眼中基础没有秦王，秦王对他们的不满，也越发严重。
于是，范雎当机立断，上书昭襄王，分析大义，直刺时弊而又紧紧抓住昭王的心病。其间言道：“众所周知，英明的君主执政，对有功于国家的人会给予赏赐，会对有才气有志向的人委以重任；功大者禄厚，才高者爵尊。因此，没有才气的人，不会继续这个职务；有才气的人，也不会蔽隐而不为国家所用。反观昏庸的君主则恰恰相反，只是因为一己好恶而擅自行使赏罚的事情，这种全凭一己情感的行为，怎么能够为国家带来兴旺繁荣呢？”从这一部门可以看出，范雎力主选贤任能，奖励军功、事功，阻挡用贵任亲的行为，认为这是对国家不卖力任的举动。这在血缘关系纽带极其庞大的早期封建社会里，无疑是闪光的思想。也正是这种思想，为以后士医生阶级的兴起缔造了萌芽。
信件的第二部门，范雎掉臂一切地抨击了权贵专权专利的现象，以君王为大树的主干，而宣太后、四贵等人则是大树的枝叶。指出枝繁干弱的危害广泛，这对于增强中央集权、牢固君王的统治职位，无疑是极有看法的。尤其是其间说道：“圣人说过：‘善于使自己殷富者大多取之于国，善于使国家殷富者大多取之于诸侯。’天下有了英明的君主，诸侯就不会贪赃枉法，目空一切，这其中的症结所在，究竟是什么呢？因为明主善于支解诸侯的权力，而将所有的权力都集中到自己的手中。良医可以预知病人的死生，而明主可以预知国是的成败。利则行之，害则舍之，疑则少尝之，纵然是舜、禹再生，亦需要遵循这种看法，不行以有丝毫的违拗。疏不间亲，这封信也只能言尽于此，许多话都不行以随便说，但是如果随意地说，又恐怕不能够引起大王的注意。大王英明，切不行以因为贪图享乐而影响了国是。草民希望您能够抽出时间，准我望见龙颜，让我一舒衷肠。草民所讲的，可以用于秦王治国，更可以用于秦国兴邦，如果有半点虚言，任那边罚都可以施加在草民的贱躯之上。”
范雎的一言一语，都直接击中了秦昭襄王的心病。秦昭襄王处在宗亲贵戚的困绕中，其中以四贵最为明显，他们权局势大，私家富厚，简直可以和国家一比崎岖了。因此，秦王早有如芒刺在背之感，只是朝中线人众多，大多忠心于魏冉等人。此番，范雎能够直言不讳地说出自己的隐疾，不仅代表了他有超卓的见识，也代表了他具备足够的勇气和可堪大用的忠心。范雎对这封信，也是颇费心思。他知道，仅仅让秦王对这份谏言有所注意还不够，而如果斗胆地提出震耳发聩的言辞，不仅会受到他人的嫉恨，也会显得自己没有城府。于是，范雎在信末说道“语之至者，臣不敢载之以收”，故作蕴藉隐秘之语。一时之间，秦昭襄王浮想联翩，认为这范雎定然还要更为要紧的话要对他说，只是因为信件为外人送来，多有未便。
为了彻底抓住秦王的心，范雎在陈述了一番自己对于秦国的局势之后，还信誓旦旦地宣扬其言的绝妙效用，足以振聋发聩。只要信件能够顺利到达秦王手中，范雎便可以高枕无忧，坐等秦王召见。由此可见，范雎不仅胸藏治国的经韬纬略，对于纤小如发和风云幻化的人性，也是了如指掌。如此人物入住秦国，可以预见，一场惊涛骇浪就此酝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