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是百家争鸣的时代，这个时代人才辈出，其中法家的崛起速度发人深省。作为法家的杰出代表，商鞅通过革新，使弱小的秦国一跃成为能与齐、楚抗衡，争雄于天下的大国，可谓劳苦功高。
乱世有一个优点，即可以不拘一格任用人才，这为贫寒子弟向上流动提供了门路。在战国时期，一小我私家只要有才气且有雄心壮志，就不会被埋没。商鞅早年由于没有遇上明主，所以郁郁不得志，差一点枉死在魏国。商鞅渴望使尽平生所学，立名于当世，立功于后世。所以，当他听说秦孝公为重振秦穆公的霸业而下令遍寻天下贤才时，商鞅毅然离开让他彻底绝望的魏国，只身前赴其时照旧弱小的秦国。
商鞅本姓公孙，名叫鞅，他是卫国国君某姬妾所生之子，厥后之所以被称为商鞅是因其在秦国封地的缘故。
秦国虽然弱小，地处偏远，但像商鞅这种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想见秦孝公一面也是很难。为了理想理想，商鞅俯身低就求秦孝公的宠臣景监引见自己。
第一次见到秦孝公，商鞅言辞恳恳，孝公却昏昏欲睡，没听进商鞅的一言半语。事后，秦孝公责备景监，说他推荐之人乃迂腐呆滞之徒。
景监也很无奈，这时商鞅再次求景监引见，景监对商鞅还抱有一线希望，所以再次允许了商鞅的请求。第二次召见，秦孝公懵懵懂懂，觉得商鞅说得有理，但不合他的心意。景监被秦孝公责备后，将商鞅当做出气筒。商鞅说，他用称王之道开导秦孝公，但是秦孝公急于求成。事不外三，经过两次攀谈，商鞅已经完全探知秦孝公的心愿，请求景监第三次引见。秦孝公第三次召见商鞅，果如商鞅所料，他很信服商鞅的话。
原来秦孝公复业心急，复仇的心越发殷切，渴望在有生之年称霸中原，重振秦穆公的雄风。古语云，欲速则不达。欲成大事，而又想在短短的几十年内办成，唯有施行犷悍。
厥后，秦孝公召见商鞅频频，商鞅都用称霸之道开导秦孝公。秦孝公对犷悍很痴迷，所以与商鞅攀谈时，他会不知不觉移席靠近商鞅，不厌其烦地听其解说。
法家注重的是刑罚之学，商鞅知道法家的弱点，即威严过重，缺少恩义。但诸侯国争战不停，商鞅久不得志，加之秦孝公恳切重用，他只能赌上一把，利用严刑峻法，在最短的时间内增强秦国国力。
面对疲弱的秦国，商鞅要辅助秦孝公称霸，力图一改旧貌只能施行变法。但商鞅厘革遭到了守旧派甘龙和杜挚的阻挡。
商鞅告诉秦孝公，心思犹豫不决则一定拖累行动，如果行动不果敢，则一定劳而无功。看法高远的人不会拘泥于俗见，而看法独到的人也未必会获得众人的认可。愚昧的人不会事先谋划，纵然事情乐成了，他们也不明所以；相反，智慧人谋事于未萌，料事于未发，对前因结果清楚明了。
这一席话的意思是，拘泥于俗见的人并不值得与他们商议厘革大事，因为他们只会遵循已往的礼法，不懂缔造。
甘龙等老臣过于尊崇已往的礼法，认为流传下来的老规则才是治理国家的良策。甘龙说，“圣人不会通过改变民俗来教育黎民，有智慧的人不会胡乱更改祖上礼法。顺应已往的民俗以教育黎民，不用劳神费心就能乐成，沿袭祖上礼法治理国家，黎民的生活才会有序，行为才会有依据，天下才会安宁。如果擅自变法，天下一定大乱。”甘龙是守旧派，不仅不主张变法，还认为变法会带来倒霉的影响。
变法简直会损害一部门人的利益，遭到他们的阻挡，但如果一贯安于现状，唯祖上之命是从，则只会守成，无法壮大国力。甘龙的看法并不切合历史生长的要求。
为反驳甘龙的看法，商鞅朗声说道：“智慧人卖力制定礼法，愚蠢的人不知变通，天生注定是被智慧人的礼法约束的命。贤能的人明白因势变换法度，无能的人蠢笨如石，只会傻傻坚守，全然不知因时而变。”
这几句话，字字如利箭射中甘龙的要害，甘龙无言以对。商鞅话锋逼人，霸气凛然，老臣杜挚起身反驳。
杜挚的意思是，如果没有百倍的利益，最好不要贸然变换礼法；如果没有十倍的功效，最好不要更换国家旧器。坚守祖上礼法不会有过错，让黎民安于俗见不会泛起偏漏。如果当冒失鬼，肆意妄为，难免扰乱天下。
杜挚的话不是没有原理，但如果只因惧怕变法会带来倒霉影响而一味排斥，势必会丧失变法的最佳时期。
面对这两个顽固派，商鞅越战越勇，他说道：“治世纷歧道，便（变）国非法古（《史记·商君列传》）。”这话的意思是，治理国家并没有亘古稳定的礼法，只要有利于国家，旧的礼法是可以被逾越的。
春秋五霸都是先经历国内厘革才先后称霸，秦穆公称霸就得益于五羊医生的辅助，最终成为一方霸主。秦孝公立志图强，苦无善策，商鞅才高志大，秦孝公自然尽力支持。
两千年前的“真人秀”
在礼崩乐坏的战国时代，诸侯国以利相交，相互毫无信誉可言。黎民遭受接连不停的战火，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过着有今天不知明天的日子，他们渴求安宁的生活。
黎民只求温饱，不能与商鞅等人谋划厘革大事，但社会的厘革最终要体现在黎民的日常生活当中，他们才是厘革的最终肩负者。如果国家脱离黎民，只有上层厘革，那无论这个国家的上层如何先进，它都只是一只纸老虎。
商鞅意识到颁布新法如果得不到老黎民的信任和支持，贯彻执行起来势必困难重重。在农耕社会，黎民是决定一个国家实力的重要因素。商鞅虽不相信人民的智慧，却相信人民的力量。为了保证新法在黎民中顺利地进行，商鞅认为必须取信于民。
为了取信于民，商鞅在秦国国国都南门立了一根三丈长的木头，下令说，只要有人搬木头到北门，国家赏赐十金作为酬金。
搬动一根三尺长的木头，赏赐十金，做这么小的一件事情却付如此高的酬劳，黎民初时并不相信。许多黎民站在城门外张望，不知商鞅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张望者越来越多，却仍无人向前搬动木头，商鞅增加赏金到五十金。
作为智识超凡的大才，商鞅不仅对刑罚深有钻研，对人性更有一套奇特的看法。或许而论，儒家信奉人性本善，要求朝廷不要肆意干预黎民，相信黎民会朝善的一面生长。与儒家差异，法家觉得人性本恶，认为黎民需要朝廷严加治理，否则人必趋向坏的一面。
其时，人皆趋利避害，很少有孟子所谓的“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孟子》）。首先，经过春秋、战国之乱，作为人们行为准则的周礼已经彻底瓦解了。社会上层将周礼当做实现目的的幌子，社会下层直接视周礼如无物。为了生存，许多人都是轻易偷生，内在的道德观已经瓦解。
商鞅将赏金从十金增加到五十金，就是想以重利诱导黎民。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赏金加到五十金后，黎民人头攒动，三三五五，交头低声商议。人人跃跃欲试，但仍无人敢出来搬木头。就在各人议论纷纷的时候，人群里终于走出一小我私家，他说：“让我来试试。”说着他就把木头扛起来，将其搬到了北门。商鞅果真派人赏给那个扛木头的人五十两黄金。
这件事传开后，在秦国引起了惊动。老黎民都相信左庶长商鞅是个言而有信的人。
城门立木，只为取信于民。商鞅通过此事就是想告诉黎民，让他们相信朝廷。通常朝廷发表的诏令，一定言而有信，不问身份尊卑，对有功者必赏，对违法者必罚。
自古以来，“天子犯罪与庶民同罪”都是堂而皇之的假话。黎民见商鞅做了一件很真实的事，更希望看到商鞅兑现诺言。
经过城门立木一事，黎民记着五十金，记着革新家商鞅，更记着朝廷一定言而有信。在信誉沦丧的战国，取信于民是众诸侯国最想做却最难做的事。商鞅在城门立木，一举赢得黎民的信任，破除黎民对朝廷的怀疑，为变法赢得了民众信任的基础。
宋朝的大变法家兼文人王安石，写了一首七绝，直接以“商鞅”为名，就是赞颂商鞅能够取信于民：
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
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
《商鞅》既表达王安石对商鞅取信于民的敬服，也体现王安石自己渴望取信于民的殷切心情。王安石与商鞅这两位大革新家，似乎逾越历史时空的限制，使两颗革新的心灵相遇。
获得民众的支持后，商鞅开始正式主持变法。
商鞅一共主持了两次变法，第一次变法主要包罗以下内容：
第一，整理户籍，命令黎民十家编为一什，五家编为一伍，各家相互监视检举；如果有一家人犯罪，十家连带治罪。
在农耕社会，黎民的多寡影响土地的开发水平。商鞅整理户籍，有助于治理秦国的人口。商鞅施行连坐法，让黎民相互监视，大大淘汰了犯罪行为。
第二，如果发现奸恶之人，隐瞒不报的人将被腰斩，密告之人受到的赏给予上阵斩杀敌首同等，窝藏奸恶之人受到的惩处与投降敌人的人受到的同等。通过第二条执法，秦国就彻底灭除奸恶之人生长的土壤。如果国家没有奸恶之人，黎民自然相安无事，努力生长生产。
第三，如果一户人家有两个壮丁不分居，他们家的钱粮将要翻倍。商鞅强迫成年男子分居，目的就要他们自食其力，配合为生长秦国的生产奋斗。
经济实力是战争的支柱，战斗装备和战时后勤的补给全取决于经济实力。如果没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军事的生长就得不到有力的支持，国家自然无法扩张。
执法还划定，通常致力于农业生产，增收粮食和增加布帛的，可以免除自身的劳役或者钱粮；如果因从事工商业或者自身懒惰而导致贫穷的，他们的妻子都要被收为官奴。这条执法，将黎民的努力偏向引向农耕，有利于促进农业生长。
第四，有军功的各按尺度升爵受赏，没有军功的王族不能列入家族名册。如果私下斗殴，将按性质的恶劣水平受到差异水平的处罚。这条划定，将黎民的暴力引向战争，同时解除了王族的一部门特权，为黎民开辟了一条向上层社会升迁的门路。商鞅强调按军功授爵，引发了下层有才之人的斗志，为秦孝公招揽了大量人才。
第五，明确爵位尊卑。仕宦按品级差异占有土地、房产，甚至家奴的衣裳和衣饰也要按爵位尊卑穿着。军功是黎民获得爵位的主要途径，为了勉励黎民积极参军奋勇杀敌，商鞅仍然强调爵位的尊贵，这有利于提升有军功者的社会身份。
执法还特别划定，只有立下军功的人才气够享受社会的显赫荣耀，没有军功的人纵然极富也不能享受社会荣耀。
第一次变法有三大作用，第一强调生长生产，增强国力，这体现在勉励农耕政策上；第二强调建设军功，提升军人的社会职位，这是战争方略；第三强调维持社会稳定，杜绝犯罪，这是以严刑峻法的方式稳定社会秩序。
从变法的内容来看，变法很单调，处罚严苛，过于冒进，容易引起黎民不满。黎民懒散惯了，突然实施整理户籍和连坐法，他们深感不适应，虽然如此，但威慑于商鞅的严刑峻法，不敢多言议论，只能将不满往肚子里吞。
新法实施了一年多，黎民怨声载道，仅是国都就有1000多人非议新法。商鞅声威凛然，但也不敢轻易触动众怒，正当商鞅为新法的推行而焦虑时，太子冒犯了新法。
变法缺乏威信，正需要树立威信，正想杀鸡儆猴，有人偏偏在这个时候撞到刀口上，真是天助商鞅。商鞅告诉秦孝公，新法难以推行，因为上层随意冒犯，下层接连效仿，致使新法丧失威信。
城门立木树立了革新的信誉，商鞅需要再次处罚高官，树立新法的威信。
冒犯新法的是太子，太子是未来的国君，不能轻易施加刑罚。但是，如果不处罚太子，就不能树立新法的威信。两难之际，商鞅接纳一个折中的措施，处罚太子的监视官和老师，于是太子的老师公孙贾被处以墨刑。
墨刑就是用刀刺刻脸部，然后涂上墨汁。太子的老师遭到商鞅如此羞辱，太子自然痛恨商鞅，同时下层也因此事见识了商鞅的威严。
《史记》纪录，“明日，秦人皆趋令”（《史记·商君列传》）。意思是处罚太子的监视者和老师后，秦国黎民都按新执法行事，可见商鞅这个革新家既坚决又果敢。
处罚太子的监视官和老师后，再没人敢非议和敢阻碍新法。阻挡的言论被压制后，新法顺利地推行开来。新法推行7年后，收到了明显的效果，户户家给人足，夜不闭户，道不拾遗，占山为王或者拦路抢劫的现象变得少之又少。
变法之后的秦国经济生长迅速，有足够的经济实力应对战争的消耗。更为重要的是黎民勇敢作战，以私斗为耻。全国的暴力都藏在军队里，指向其他诸侯国，秦国国内则社会秩序安宁，没有违法乱纪的事。
经过第一次变法，秦国走上了茂盛之路。
国家虽然茂盛，但社会仍处在高压政策之下，黎民很忌惮连坐法。生活在秦国，黎民必须事事小心，随处留神，不能说错话更不能做错事，似乎头顶悬有一柄利剑。
经过几年的革新，原先非议新法的人获得利益后，开始宣扬新法。商鞅听闻后，认为那些人会扰乱教化，于是将他们迁移到周边小城。
商鞅变法获得了秦孝公的鼎力大举支持，因此他能够大刀阔斧地革新。作为革新家，商鞅十分坚贞，敢想敢做，所以在推进革新的历程中冒犯了许多人的利益。树敌太多注定了商鞅的悲剧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