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税?”昌理问道。
县丞笑道:“要我说,上面发不出官员的人为,问题全都出在商税上。”
“何讲?”昌理道。
“我国商税三十税一,本已不高。且书籍笔墨农具、舟车丝布之类免税。”
“这都是黎民生活要用的工具。”昌理道,“在这上面收税岂不是在收人头税?”
“校尉对钱粮的事情恐怕不太清楚。商税并不是收在买工具的黎民头上,而是收在卖工具的商贾头上。”
“如要交税,商贾便会提高价钱,不就是在对黎民收税?”
“左右,如果不收税,商贾是否不提高价钱?”县丞道。
“那是因市场变化。”昌理道。
“正是。”县丞道,“商贾提高或降低价钱,向来是因市场变化,而不是因为税务。”
“怎么会?这两者毫无关系吗?”
“关系自然是有的,但不像左右想的那样直接。如果商税十税一,商贾不提高价钱就赚不到钱,那么宁可卖不出货物,商贾也要提高价钱。”
“你是说三十税一,不必提高价钱?”昌理道。
“不必。”县丞道,“不如说税太低。”
对于从小被教导要心怀天下苍生,体恤黎民痛苦的昌理来说,这个言论让人线人一新。
“那么你看该设几多?”昌理道。
“十五税一,有些税种可以十税三。”
“哪些税种?”
“盐酒茶矿。”
“这四样都是黎民生活所需,如何能够十税三!”昌理道。
“您听我说。”县丞道,“您推崇黎民饮酒吗?提高酒价,黎民自然少饮,有利安宁。”
昌理不做声。
“品茗,这是文人雅士做的事情,多收点税,他们也交的起。”
“矿?”昌理道。
“矿商富有,多征无妨。”县丞道。
“盐?”昌理道。
“盐价本就不高,十税三,黎民也吃得起。”县丞道。
“这么看来,你有治国理政的本事,如何在这么一个小小的县,屈居县丞一职?”昌理不怒反笑。
“生不逢时。”县丞道,“现在做官,不会丢官会丢脑袋。您看我们老县令,因为收不上税,就被砍了脑袋,您说我是不是得拿屯粮交税?再不交,上面可没县令砍了。”
“你倒是敢说。”昌理道。
“如今这世道,有什么不敢说的。”县丞道,“不外我很久没说的这么痛快了。我跟您一见如故,您要是想听,我可以说上三天三夜。”
“三天三夜。先王向臣子询问国是,也曾问过三天三夜。”昌理道。
“您说笑了。”县丞道。
“那么你看,乱民要如何治理?”昌理道。
“这个好说。”县丞道,“有乱民,不是因为饥年吃不上饭,而是因为饥年交不起税。”
“何讲?”
“只要有地就得交税。不交税,要被扔进牢里打板子,打到死为止。饥年收成欠好,黎民宁可不种地,也不愿一年辛苦就收那么一点粮,还要进去打板子。”
“那么应该取消钱粮?全都取消?”昌理道。
“为何不取消?”县丞道,“乱民占领各地,不外是为了回去种地,不用交税。倘若上面钱粮全部取消,乱民另有什么乱的须要?回去种地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