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溢指着纸条说：“你之前说去馆长办公室是为了找他非法交易的证据，这张纸条怎么解释？明明是馆长叫你去办公室的。”
我看着他说：“我没有说谎，我去的时候例行检查还没结束，馆长办公室里只有不馆员睡在沙发上。往常这个时间馆长都在六楼巡查，一时半会儿不会回到办公室，我想趁这个时机先偷偷进去找证据。”
“那你为什么不早点去？例行检查一开始就去更不容被馆长发现。”
“我事情的地方在一楼服务台，晚上八点一过楚老板就来了，我看到他和馆长一起去了办公室。8点25分楚老板离开图书馆以后，我想再等一会儿，说不定馆长还在办公室里。然后又被事情延长了一些时间，直到8点40分才有空闲。我进入馆长办公室的时候可没带包，没地方藏那么长的刀。”
我看着刘溢，神情自若，所有人应该都知道，我不会在这么容易被揭穿的地方撒谎。这一案里我的嫌疑确实很低，低到让他们觉得一定是哪里搞错了。
我不禁在心中叹气，看来嫌疑太低也没什么利益，反倒是那种上来就有重大嫌疑的人更不容易被重点关注。因为怀疑那种嫌疑太明显的人，如果你投他会觉得自己的智商受到了侮辱。
“刀纷歧定非要放在包里，别在腰上或者腿上也看不出来，你的男朋友可是警察，他可能曾经教过你这种要领。”
我大叫冤枉，如果我身上藏着那把十七厘米的刀，为什么口袋里还要再放一把折叠刀？这不节外生枝吗？
“凶手的想法一般人理解不了。”刘溢摊了摊手。
我觉得他的脑子一定是看侦探推理小说看坏了，凶手也是人，行动总要切合逻辑。对他的指控我很无语，只能默不作声。心想，你爱投我就投我吧，横竖错的是你。
特殊见我不说话，便走上前去换下刘溢，他把楚老板房间的线索放了出来，问王楚：“这两小我私家是不是在交易的时候被警察击毙了？”
王楚颔首，一点也没有隐瞒。
和我们之前推测的一样，这两小我私家是楚老板的员工，也是和他一起贩毒的弟兄。
在上次和馆长的交易中，不知道是谁走漏了风声，警察泛起在现场的时候馆长这边去交易的人还没到，只有楚老板的两个兄弟在场，两人拒不配合就地被击毙。
因为馆长的人没到，楚老板认为这次被警察发现是馆长搞的鬼，所以他一直记恨馆长，但是馆长已经和他解释过了，立誓说绝对和他无关。
“你相信了？”特殊问。
王楚摇了摇头，说：“我不相信他，但是没有证据。”
“黑道做事还要什么证据，我们这些人里你的动机最强烈，你又带着包，藏凶器完全没问题。”特殊果真开始指证楚老板。
我偷偷看了一眼柯晓茹，她的心情也有点奇怪。
“动机说明不了问题，在我看来你的动机一样强烈。别说馆长死了你拿不到钱，你和茹女士在一起这么多年，早就控制了她的钱吧？她不光给你买了三百万的车，还帮你付酒店的房费。要知道她自己基础没有几多钱，肯在你身上花这么多说明你很有本事。”王楚说。
特殊不置可否的哼了一声。
柯晓茹也颔首，不知道她是同意王楚的说法，照旧她资料里就这么写的。
一个55岁的女人，为了留住和自己儿子年纪差不多的情人，除了不停的往他身上砸钱，预计也没什么好措施了。
但这一点也可以成为茹女士杀人的动机，她已经没钱了，信用卡还欠着几百万。馆长还找侦探视察她婚外恋，万一馆长要求离婚，她可能被扫地出门。这样不光会失去经济来源，情人恐怕也会离她而去。
只是她杀人的可操作性不强，如果她进入资料室的时候馆长还在世，为什么没有说话声呢？不馆员不会在这一点上撒谎。
所以我暂时排除了茹女士。
刘洋见各人都说完了，走到了前面。
他应该是要做总结了，我们都看着他。
“很歉仄，没有找到要害性证据。”刘洋先致歉，他心情严肃，两条细长的眉毛都要拧在一起了。
做侦探的压力预计很大，我可不想做侦探，也不想做凶手，做个平民就好了，我在心里暗想。
“但我想说一下我的判断。不管什么案件，动机和手法都不能忽视，凭据目前我们找到的线索来看，如果两位女士不是心智不健全基本不会是凶手。
苏馆员受到馆长的威胁和骚扰，她完全可以通过执法途径解决。茹女士如果是凶手，她行凶之后需要给自己留后路，在杯子里下毒也比在资料室里用刀捅死馆长要强。所以，我把嫌疑人锁定在三个男人身上。
溢馆员、楚老板都带着包进入资料室，可以藏刀。
不馆员是馆长助理，经常收支馆长办公室，在资料室里偷偷藏一把刀也很容易。
动机上来看，溢馆员需要钱，他把馆长杀了就赚不到钱给孩子治病了。虽然，也有可能是他不像再随着馆长做违法生意，一时激动杀了馆长拿走了馆长包里的十万块钱。
楚老板和不馆员的动机都很强烈，一个为寻仇一个为保险金，一亿元不是个小数目，值得以身犯险。更况且今天在不馆员进入馆长办公室之后，又有三小我私家进过资料室。我认为，嫌疑最大的照旧楚老板和不馆员。”
“等下另有一对一的时间，你们可以再搜一下这两小我私家。”
刘洋说完，走回座位，留下柯晓茹开始一对一。
王楚、特殊和刘溢离开了客厅，各自去搜证了。
我知道侦探和柯晓茹说完之后就会找我，因为我们两小我私家嫌疑最低，所以我就等在门口。果真，他和柯晓茹只聊了五分钟就结束了，然后叫我已往。
“你最怀疑谁？”刘洋问。
“不馆员。”我说。
“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