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方域向张存仁献策之事，在《清史-张存仁传》中有提及。

　　“……存仁闻归德侯方域才，贻书咨治盗策，方域具以对。存仁用其计，盗悉平。”

　　是书信来往，并没有晤面。

　　那么用其计，又是什么计呢？

　　《上三省督府剿抚议》中有明确纪录：侯方域向张存仁提了五剿五抚一共十条建议。

　　五条剿议是：通剿穴，绝径路，因粮食，鼓敌忾，散敌援。

　　这五条建议都是两军交战所接纳的须要方式，沙场老将张存仁不会不知，基础不用侯方域这个后生小子提醒。

　　五条抚议是：固基础，昭激劝，简精锐，信命令，责屯种。

　　固基础是严防投降的起义军再反叛，昭激劝是善待投降的起义军，简精锐则是从投降者中挑选精兵，其余放归回乡，信命令是对回乡的投降者接纳监视措施，责屯种是责令归乡的投降者放心耕作。

　　老实说，这十条建议，尤其是后五条建议如果明末各地的督抚大人们能够严格执行，就不会有那么多降而复叛的农民军了。尤其是第三条的简精锐和第四条的信命令，如果当初熊文灿能够实施，张献忠想叛也不敢叛，虽然了，财政困窘，朝廷无力安置，也是明末不能执行这五策的重要原因。

　　这五条对明末的流贼有用，但对榆园起义军的用处却不大。

　　因为两场战争的性质完全差异，一个是为了吃饱饭，只要朝廷给恩惠，能活下去，小兵小卒都愿意回家务农，谁也不愿意过刀口舔血，朝不保夕的生活。

　　另一个却是满清削发令之后，汉人心中无法压制的恼怒，从而导致的民情大发作。身体发肤，受之怙恃，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孝经·开宗明义章》就有说，因此榆园起义军虽然没有名将，也没有有名的大人物，却依然在三省之地卷起了大风云，张存仁想用侯方域的小恩小惠去瓦解起义军，险些不行能乐成、

　　这十条建议，看起来堂而皇之，其实却无有大用。

　　说这么多，只是想要证明一点，那就是侯方域照旧有点军政之才的。

　　“火烧榆林”，“掘黄河以水灌榆园”都是张存仁所为，只因为清史一句模糊不清的话，就把帽子扣到侯方域的头上，是不卖力的，侯方域和张存仁通信是在顺治七年，加入科举是顺治八年，水灌榆园也是在顺治八年，如果他真献此毒计，还用加入科举吗？清廷完全可以直接任命，而且会大书特书，用侯方域的名气瓦解汉人的军心士气。

　　再者，顺治八年之时，侯方域的挚友方以智，黄宗羲，张煌言，阎尔梅正在

　　南方反抗，阎尔梅甚至南北奔忙，为榆园军的兴起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他父亲的故友也都在南明小朝廷中勉力支撑，如瞿式耜，金堡等，清廷尚不得人心，南北起事不停，满清统治不稳，随时都有可能被推翻，从常理推断，侯方域不会真心实意的为张存仁献策。

　　这个锅，只能是汉奸张存仁的。

　　但侯方域失节是毋庸置疑的，从侯方域的遗作中去考察，就知道他对辛卯乡试一事，痛悔失足，极端的抑郁自恨，他将自己故宅更名“壮悔堂”，著《壮悔堂文集》明志，3年之后，仅仅37岁之时就病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