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方域向张存仁献策之事,在《清史-张存仁传》中有提及。
“……存仁闻归德侯方域才,贻书咨治盗策,方域具以对。存仁用其计,盗悉平。”
是书信来往,并没有晤面。
那么用其计,又是什么计呢?
《上三省督府剿抚议》中有明确纪录:侯方域向张存仁提了五剿五抚一共十条建议。
五条剿议是:通剿穴,绝径路,因粮食,鼓敌忾,散敌援。
这五条建议都是两军交战所接纳的须要方式,沙场老将张存仁不会不知,基础不用侯方域这个后生小子提醒。
五条抚议是:固基础,昭激劝,简精锐,信命令,责屯种。
固基础是严防投降的起义军再反叛,昭激劝是善待投降的起义军,简精锐则是从投降者中挑选精兵,其余放归回乡,信命令是对回乡的投降者接纳监视措施,责屯种是责令归乡的投降者放心耕作。
老实说,这十条建议,尤其是后五条建议如果明末各地的督抚大人们能够严格执行,就不会有那么多降而复叛的农民军了。尤其是第三条的简精锐和第四条的信命令,如果当初熊文灿能够实施,张献忠想叛也不敢叛,虽然了,财政困窘,朝廷无力安置,也是明末不能执行这五策的重要原因。
这五条对明末的流贼有用,但对榆园起义军的用处却不大。
因为两场战争的性质完全差异,一个是为了吃饱饭,只要朝廷给恩惠,能活下去,小兵小卒都愿意回家务农,谁也不愿意过刀口舔血,朝不保夕的生活。
另一个却是满清削发令之后,汉人心中无法压制的恼怒,从而导致的民情大发作。身体发肤,受之怙恃,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孝经·开宗明义章》就有说,因此榆园起义军虽然没有名将,也没有有名的大人物,却依然在三省之地卷起了大风云,张存仁想用侯方域的小恩小惠去瓦解起义军,险些不行能乐成、
这十条建议,看起来堂而皇之,其实却无有大用。
说这么多,只是想要证明一点,那就是侯方域照旧有点军政之才的。
“火烧榆林”,“掘黄河以水灌榆园”都是张存仁所为,只因为清史一句模糊不清的话,就把帽子扣到侯方域的头上,是不卖力的,侯方域和张存仁通信是在顺治七年,加入科举是顺治八年,水灌榆园也是在顺治八年,如果他真献此毒计,还用加入科举吗?清廷完全可以直接任命,而且会大书特书,用侯方域的名气瓦解汉人的军心士气。
再者,顺治八年之时,侯方域的挚友方以智,黄宗羲,张煌言,阎尔梅正在
南方反抗,阎尔梅甚至南北奔忙,为榆园军的兴起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他父亲的故友也都在南明小朝廷中勉力支撑,如瞿式耜,金堡等,清廷尚不得人心,南北起事不停,满清统治不稳,随时都有可能被推翻,从常理推断,侯方域不会真心实意的为张存仁献策。
这个锅,只能是汉奸张存仁的。
但侯方域失节是毋庸置疑的,从侯方域的遗作中去考察,就知道他对辛卯乡试一事,痛悔失足,极端的抑郁自恨,他将自己故宅更名“壮悔堂”,著《壮悔堂文集》明志,3年之后,仅仅37岁之时就病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