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时行抬起头来，用一双秀雅而疲倦的眼等着天子发话。
即便朱翊钧召见内阁辅臣的频率和之前的万历天子别无二致，但申时行依旧从那为数不多的碰面中感受到了天子身上的变化。
做天子虽然不是一件容易事，天子有天子的苦。
但是事实情况是，天子一苦，难免就要其他人迁就，让其他人比天子还苦。
申时行从万历十年当首辅开始，就一直在耐心地迁就着天子。
他已经摸索出了迁就天子的纪律，譬如李材此事，纵然天子坚持将李材、刘天俸逮捕下狱，照旧可请三司官员一同力保，或是让科道官尽力上疏劝谏，总是能拖得来救李材一命。
申时行在开口之前就做好了最坏的计划，计划用最真诚而卑微的姿态来迁就天子发现自己“受欺”的苦。
不想朱翊钧竟然如此善解人意，受了苦还不用旁人来迁就，可是出乎申时行的意料之外。
因此申时行在用眼睛期待天子发落的同时还捎带上了一种审视和审察的目光。
他想，天子怎么体贴起来了，受了欺竟也不需要看旁人受苦来填补委屈了？
朱翊钧见申时行对自己行注目礼，心下斟酌一二，方道，
“朕听闻如今云南或有州县多植玉麦、甘薯，此二物扑地传生，一茎蔓延至数十百茎，节节生根，一亩种数十石，胜于种谷二十倍。”
“朕私心里算计，倘或一亩可收十石，则数口之家，止种一亩，纵有灾甚，而汲井浇灌，一至成熟，终岁足食。”
“卿等每说财匮民穷，灾荒汹汹，如今或有此杂植第一品、救荒第一义，朕岂能不跃跃欲试？”
“朕即让李材等人留职察看，于云南军屯耕地中各取二十亩试验，十亩种玉麦，十亩种甘薯。”
“便以一年为限，夏种秋收，必教他三人亲种田间，将栽植种种如实上呈，他三人若能如实禀奏，朕便免其欺君之罪。”
朱翊钧一气儿说完，刚刚从椅扶上缩回来的手在膝上团成了一个拳。
“玉麦”即是后世的“玉米”，“甘薯”即是后世人人称道的“红薯”。
明史研究生朱翊钧在这里是动用了他一点现代知识的影象储存的。
玉米和甘薯均有明确的历史纪录显示它们在万历十六年时已经传入了中国。
玉米传入中国的路线有三条，一是由西北陆路，传入甘陕地域；二是经西南陆路，由缅甸传入云南；三是由海路从南洋群岛先传入东南沿海各省，然后再传入内地。
西南陆路这一条是玉米最早传入中国的路线，在嘉靖四十二年的《大理府志》和万历四年的《云南通志》中，云南、永昌、蒙化、鹤庆、姚安、景东、顺宁、北胜等州府都有了关于玉米的纪录。
甘薯传入中国的路线有四条，一是划分由陈益和林怀兰从越南传入广东的东莞和电白县；二是由泉州经南澳岛传入泉州；三是由陈振龙从菲律宾携薯种到福州；四是从印度缅甸传入云南。
后世公认的、诸多甘薯引进路线中影响最大的一条，其实是福建长乐陈振龙家族的那一条。
万历二十一年时，陈振龙之子陈经纶为资助家乡渡过灾荒，特意将甘薯种子献给福建巡抚金学曾，在金学曾的支持下，甘薯从长乐开始迅速向全国流传。
现在朱翊钧试图将甘薯试验田的时间线提前五年，将甘薯的推广从历史上的福建转到云南。
云南引进甘薯其实比福建的陈振龙家族更早。
早到葡萄牙人开始大航海的时候，他们就已经把甘薯带到非洲沿海诸地、印度西岸的要港果阿以及印尼的部门岛屿群。
最早在嘉靖年间的《大理府志》以及万历四年的《云南通志》中，甘薯就已经被滇西的六个州府列为当地物产。
因此朱翊钧的讲话是有据可查的，纵然申时行再往下追问，他也能举出云南临安、姚安、景东、顺宁四府种植甘薯的事迹。
既然玉米和红薯最先传到的都是云南，不妨就先从云南试验起来。
关于“试验田”，朱翊钧也是从历史中总结出的教训。
他知道凭据晚明的农业条件，纵然是推广现代的杂交水稻，也绝不行能一步到位。
朱翊钧是相当有自知之明的，他两辈子都没种过一次地，如果真要推广种植甘薯，一定要结合晚明实际的耕地经验，而不是凭据前世学来的知识纸上谈兵。
而且明末主张推广甘薯种植的名人实际真不算少，除了陈振龙、金学曾外，其他譬如叶向高、何乔远、谢肇淛、周亮工，各地体贴农事的学者如徐光启、王象晋都努力流传过甘薯种植，并著有相关文章。
但是万历年间就传入的甘薯和玉米，在清朝之前，始终没能在全国实现真正地普遍种植。
朱翊钧觉得这其中起码有两个原因。
一是这两种作物的食用口感确实不如大米和面粉，特别是红薯食用之后有胀气、泛酸等不良反映，因此黎民的种植积极性不高。
而到崇祯年间，全球进入小冰期，再在全国规模内，特别是最严重的陕西地域推广种植玉米和红薯，从时间上来说已经来不及挽救大明了。
二是因为这两种作物的经济价值实在不高，明末土地吞并严重，加上南方由开海之后带来的商品经济利益，大田主们普遍乐于种植经济价值更高的茶叶、烟草，或者养殖桑蚕。
而作为底层农民救命之物的红薯和玉米就被大田主们弃如敝履，纵然有所种植，也是浅尝辄止，绝不会因为要挽救底层农民的性命而放弃经济作物所带来的利益。
这一点从徐光启的《农政全书》和《甘薯疏》中就可以看出，徐光启所撰《甘薯疏》，是源自他亲自试种和在他家乡上海普及的经验。
但徐光启的努力结果规模十分狭小，基本只限于上海一地，江南大田主们都忙着做生意不跟进，就凭徐光启一小我私家虽然不行能拯救大明苍生。
因此朱翊钧说话时是十分谨慎的，徐光启是可遇不行求的大明好田主，他怎么能要求大明每一个田主都像徐光启一样好？
所以朱翊钧只说“试验”，不说“推广”，他知道一说“推广全国”这四个字，他让李材等人做的“试验”基本上也做不成了。
申时行果真没追问，只是应声道，
“皇上既有决断，臣每回去改票。”
“然臣闻玉麦、甘薯藏种坚难，入土则不冻而湿，不入土则不而冻，向二执法必不受湿与冻，刚刚故得全也。”
“因而此二物与北地风土不宜，即便云南一省可种，恐怕也无济于山陕饥荒。”
朱翊钧点了颔首，他知道申时行是担忧李材上报情况后，自己掉臂实际情况立刻下令在北方推广。
倘或种植倒霉，李材等人虽获赦免，但也直接冒犯了北方怙恃官，以为是他们为尽快脱罪才在天子面前夸大其辞。
因此申时行替李材等人将丑话说在前头，倘或未来因此事有所牵连，自己也不会再怪罪李材。
申时行的反映十分迅速，朱翊钧也瞧不出他究竟是否为了私心才为李材计划得如此妥帖。
虽然申时行说的也不能算是假话。
万历年间一般人对甘薯的认知就是这样，认为甘薯属于热带作物，怕湿怕冻。
而晚明的中国北方三冬冰冻，留种困难，所以历史上甘薯在传入中国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其种植之地，只能局限于四时无霜的交广南方。
这个问题在历史上厥后是徐光启解决的。
徐光启认为甘薯和其他谷物并无差异，京边之地，能够种谷，也就能够种甘薯。
于是他受北方冬季窖藏蔬菜水果措施的启示，认为可以接纳“窖藏法”生存甘薯。
而南方土壤过于湿润，窖藏甘薯容易腐烂，所以北方反而比江南更易藏种。
只是徐光启在天启年间受魏忠贤专权的影响，到了崇祯天子即位以后才奉诏回京。
其时徐光启回京，主要是为崇祯天子修定历法，又适逢清军进逼京畿，无论是从时间上照旧空间上，都没有足够的富余由他在北方推广甘薯。
所以窖藏法虽然在技术上打破了甘薯北上的障碍，但照旧没能够拯救明末的“安安饿殍”们。
朱翊钧想了一想，照旧决定先不把话说得太满，
“先生说得很是，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一省可种，并非随处可种，朕令他三人试之，不外是为了未雨绸缪、有备无患而已。”
申时行见天子的态度不算强硬，又想着此事往后或有科道官纠劾，便也稍稍放下心来，
“近该各处灾伤重大，人心嗷嗷，皇上恻然哀怜，大施膏泽，请赈则赈，议蠲则蠲，不靳庾粟帑金，以佐黎民之急，实乃天下之大幸。”
朱翊钧微笑道，
“各处灾伤，小民困苦，节次蠲免钱粮，赈济银谷，一应救荒事宜，另有劳先生料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