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就要说到朱翊钧当天子后总结出来的第二条经验了。
由于对天子说谎在封建社会可以被认定为“欺君之罪”，所以朱翊钧身边的人一般不到万不得已，必不愿冒着欺君的风险对朱翊钧说谎。
但是不说谎不代表就一定会说真话。
凭据朱翊钧的视察，天子身边说真话的人屈指可数，与说谎相对，绝大多数人选择的是“不说假话”。
这种“不说假话”的语言艺术在内廷可谓是到了已臻化境的水平。
司礼监和东厂虽然是受这种语言艺术影响的重灾区，但后宫就纷歧样了，后宫是把这种艺术给升华了。
天子听到太监不说假话，心里说不定还会留一个疑影儿，觉得忠诚不停对就代表绝对不忠诚。
但同样的事情换成后宫的女人来做，性质就蓦地发生了变化。
明朝后宫到底是不干政的，后宫的女人不说假话也不说真话，就能十分自然地被解释为“身处深宫，识辨不清”，但劝谏天子的心却是真诚的。
朱翊钧在一群绝对不说假话的人中间生活了近半年之后，终于明白了万历天子的多疑是怎么被悄声无息地埋藏在他的性格之中的。
如果自己也是在一个随处不说假话又一心忠诚，但最后总能发现周围人言有收支、各有私心的情况中长大，说不定也会酿成万历天子那样的性格。
所以当天子就要时刻识别周围人的私心，而且要能从一堆不假的话里提炼出有效信息的真实面貌。
这一点自古就是许多天子的难处。
从假话里头识别真话不难，但从不假的话里提炼真相就相当考验一小我私家的判断能力了。
幸亏朱翊钧是精研明史的穿越者，他的优势就是从基础上淘汰了“提炼真相”的试错成本。
周围人一开始实践这种“不说假话”的语言艺术，朱翊钧就能立刻分辨出这是一种艺术。
譬如李太后先前在给朱翊镠的南行请求锦衣卫掩护的时候说过，“俞大猷平个叛都要借洋人的军舰”。
这句话虽然不假，但要因此就以为明朝水军不堪一击，那是绝对不切合实际情况的。
朱翊钧能打借兵英国的主意，自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和从辽东入关的满清比起来，大明水师的历史基础可谓是相当雄厚。
从南方起兵的朱元璋，当年就是靠俞廷玉父子和廖永安兄弟的巢湖水师，打败了张士诚和陈友谅的太湖水师和鄱阳湖水师，统一了江南，为明朝的建设奠基了基础。
公正地说，如果没有这支实力雄厚的水师为朱元璋扫平了江南，其时的起义军可能还要在江南种种政权中内耗上好一段时间。
无论如何，是不会这么快就能挥师北伐，进军中原的。
说大明是靠水师定天下，并不为过。
纵然经过两百多年的海禁之后，大明水师的实力在周边国家中仍能算是首屈一指。
事实上，就算朱翊钧没有穿越成万历天子做任何革新，再过十年，直到万历二十六年，陈璘和邓子龙依旧能在抗倭援朝的露梁海战中率领大明水师乐成击退日本。
甚至到了明末崇祯时期，受明廷招抚的郑芝龙依旧能用装备远逊于西方的水师船队，打赢入侵澎湖的荷兰舰队。
因此朱翊钧对大明水师的总体实力相当有信心。
而且最重要的一点是，晚明面对的海洋威胁，从其情况的严重水平来讲，比晚清是要轻上太多太多了。
西方国家虽然已经有了殖民意识，但是其扩张手段并不像晚清那般猛烈。
纵然是在后世被誉为“日不落”的大英帝国，在万历一朝，仍然陷入与西班牙的胶着内战之中。
而且在晚明时期，西方国家对外洋的殖民地的开拓，也多像澳门一般，主要是为了海上贸易的航线垄断。
而非像晚清那时一般，对殖民地用上诸如倾销、入侵、屠杀等种种残酷手段。
所以朱翊钧对与英国相助的前景照旧相当看好的。
大明水师的弱点只是在于晚明的几位天子基础不懂甚么是殖民扩张。
把像林道乾、郑芝龙那样的智慧人都赶到外洋当“外国人”去了，留下辖域内的一群农民，还喜滋滋地觉得这叫“老实、天职、好统治”。
结果“老实农民”里面偏偏就出了张献忠和李自成。
深受近代史影响的朱翊钧痛定思痛，觉得只要自己有这个看法、有这个毅力去生长外洋殖民，其余无论是装备照旧造船技术，都是可以迎头遇上的。
趁着各人都还没酿成帝国主义，赶忙让万历十六年的大明随着西方国家分吃一番大航海的时代红利罢。
就在朱翊钧在心里为大明水师展望美好未来的时候，李太后又开口了，
“皇上有分寸就好，沿海黎民的肩负太重，平常替朝廷维持卫所、水寨、巡检司就已是力不从心。”
一遇上实际问题，李太后有时照旧会试着说真话的，
“皇上若是要借洋人水师，那募兵又得从沿海黎民里头去招募，水兵的待遇又是一向得低。”
“倘或是为了拱卫辽东、登莱那几处要紧关口也就而已，要是仅为了帮洋人打仗，那就太不值当了。”
朱翊钧闻言便点了颔首，李太后说得也是晚明海防问题的客观事实。
明朝初年的时候，全国沿海置卫所、建水寨，派重兵戍守，水师军士有敌则战，无敌则耕，粮饷富足，海防亦趋稳固。
水寨的作用主要在于联防能力，可以凭据进犯之敌的骚扰路线接纳相应措施，从而有效攻击海上进犯之敌。
一旦倭寇进犯，远处见烽堠报警，近海有水寨的防御，沿海巡检司进行盘查，上岸则卫所水军围追堵截，从而在沿海地域形成一道严密的防线。
这种统一指挥与分区守备，机动巡剿与近岸歼敌相结合的海防体制，在明朝被称为“巡洋会哨制度”。
但是到了晚明，海禁逐渐松弛之后，巡洋会哨制度便逐渐发生了一系列毛病。
明前期的沿海巡哨军原本以卫所旗军为主体，虽有召募，但仅为少数，且不成经制，多是临事而发，事罢裁汰。
而正统以后，随着屯田制的破坏，以世袭军户制度为基础的卫所制也日益消耗，沿海卫所旗军亦多有逃亡。
一些军官为了获得缺额的军粮，对逃亡者多搪塞塞责，有的甚至索取行贿，放任军士离去，以致逃亡者的数量愈来愈多。
类似的卫所体制衰退，在明朝各地都有发生，迫使朝廷在水师上也开始用募兵制作为增补手段。
但因为明朝的经济一直处于萧条状态，朝廷也不行能恒久维持大规模的募兵数量。
在土地依然用于维系卫所制前提下，数额不多的粮饷是征募队伍的唯一犒赏。
而且由于水军兵种的特殊化，为了隔离地方上的利益纽带，朝廷又划定所招募的队伍都必须到异乡服役。
好比将相对内陆的山区壮丁，雇佣到沿海地域作战；又将广东沿海的海员，招募到福建去搪塞倭寇。
在戚继光的戚家军乐成的同时，种种类似维系模式的军队，成为了明朝控制沿海的中坚，但其中的绝大部门，又基础无法获得戚家军才有的待遇。
譬如俞大猷平定的那场柘林水兵叛乱，就是因为水兵不满于军中待遇低下，这才在接到俞大猷的北上调令后，立刻决定提倡叛变。
到了万历一朝，这种情况在东南沿海地域变得极为突出。
沿海各省地方供应水军士兵的粮饷，原是出自两税征解麦米、渔税、商税、屯粮、盐利、课钞等地方税收。
一旦地方上泛起偷税漏税、虚冒支领、征解不实时等现象，水军就会被拖欠军饷。
而这几种现象，在晚明又经常在沿海各省泛起，因此水兵的招募和增补往往是一个难题。
到了嘉靖时期，各地开始普遍接纳行营哨制，也就是抽调卫所军来增补营军。
卫所抽调出来的战士，在营中即为兵，如果战备结束，回到卫所，则仍然为卫所军。
虽然在营哨制下，官员治理人数的淘汰使得其越发便于治理，同时越发便于灵活的作战，但这种制度离建设战斗力强的先进水师目标却有一定差距。
“洋人都还没开这口呢，老娘娘倒先担忧上了。”
朱翊钧淡笑道，
“再者，募兵治军无非是正清税源和清查虚冒军丁这两项，此外还能有甚么？”
李太后见朱翊钧转移了话题，也不外是笑了笑，随即提醒道，
“我是怕皇上一动用水军，外臣们就开始提要助济军饷，接着就又是要在地方上加税。”
“从前胡宗宪任浙直总督时，为了搪塞倭寇，就请求于常赋外加派‘提编’，在民间以银力差排编十甲，如一甲不足，则提下甲补之。”
“其后，又以民壮工食等名目搜括名山寺院香钱、缺兵饷银、脏罚银、山荡税等饷支用度。”
“加税助晌，虽济一时之急，却使浙省民力大困，小民生计无着，倘或官府催逼甚急，则民转化为盗，再用兵剿除，则又得费饷。”
“若民间搜括已尽，军需亦无处可补，当年科道官陆凤仪弹劾胡宗宪‘欺横贪淫’十大罪状，虽说他是为了献媚徐阶，但其疏中之言也并非全然是空穴来风。”
朱翊钧笑笑，道，
“老娘娘照旧少听外头那些子闲言碎语，胡宗宪当年是‘严党’，先帝都给他平反了，老娘娘倒无端提起这话来了。”
“再说，胡宗宪之事，其中多有可议之处，连《世宗实录》都纷歧定作得准数。”
“这《世宗实录》是由徐阶任总裁官主修，张居正续修，自然对‘严党’成员多有贬词，胡宗宪‘总督银山’之恶名亦来源于此。”
“老娘娘纵然要劝朕敬服民力，也不应以胡宗宪之事为例。”
“如今朝中党争并不似世宗天子在时，朕又一向克勤克俭，老娘娘长居后宫，照旧多调养、少费心得好。”
李太后笑了一笑，见天子如此回覆，也只能点到为止，
“洋人的事，该说的我都说了。”
“皇上是有大谋略的人，不像你四弟只懂吃喝享乐，其他事体一概都上不了他的心。”
李太后此言，摆明了就是不想让天子于洋人的事上再驱使朱翊镠。
不意，朱翊钧闻言却笑道，
“这倒否则，老娘娘的事，四弟照旧上心的。”
这话不真也不假，弄得李太后一下子竟不知该怎么接口。
朱翊镠开口笑道，
“臣与皇上一同向老娘娘尽孝，皇上有多对老娘娘的事上心，臣就有多对老娘娘的事上心。”
朱翊钧笑道，
“可不是，你我兄弟，遇上甚么事，总得分管着来做才对。”
朱翊镠将口中的熟枣咽下，突然站起身，朝着朱翊钧复行了一礼，道，
“是，皇上有命，臣不敢不从。”
朱翊镠说这话的时候仍是笑嘻嘻的，脸上仍是一派风淡云轻的天真。
朱翊钧细细端详他的面孔，竟一时分辨不出他是否在“不说假话”。